「一帶一路」與香港優勢
梁愛詩 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一帶一路」不僅是以經濟戰略為構想,其範疇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人文等多個方面;它不僅是中國的國策,也是中國對新型國際關係的貢獻;它不僅是為應對中國經濟快速轉型的需要,亦激發了沿線國家的發展動力。
它是創新的構思,但是源出歷史,跨越時空,融通今古。「一帶一路」是一種時代精神,是一個美好的願景,是天下大同理想的實現。「一帶一路」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構思。大家記得2006年中央電視台攝製過一套片集,當時是首播的,它叫做《大國崛起》,審視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及美國等九個國家的崛起,當時引起討論中國以後應該走什麼路?我們所謂的中華民國偉大復興究竟是什麼?
一個大國不是僅僅以她有多少條航空母艦或導彈來決定。環觀歷史上的盛衰興亡,我們看到光靠這些成績是不足以讓一個國家長久地享有繁盛,人民真正能夠幸福生活。真正的大國,其文化需要被嚮往,包括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民素質要令人佩服,能夠成為其他國家的楷模。
以盛唐為例,不只唐朝當時國家生產總值(GDP)佔全球57%,其法制是《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被日本、朝鮮作為律法的立本,當時堪稱為「大國」。唐代文化對全球文化也有很大的貢獻,以前我聽過王敏剛說「從絲綢之路看中國文化」,我覺得很感動。
2011年3月17日,國家公布了第十二個五年計劃,講明國家對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她認識到把握國內外情勢對新起點的重要性,訂立了「引進來」與「走出去」的策略,推進法制建設,加強反腐倡廉的決心,並且提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的意願。
2013年9月及10月,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及印尼國會的演講,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接着在亞信峰會、中亞合作論壇、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近日舉行的G20峰會,以及APEC 2015會議,他都大力推動,可見「一帶一路」的構思是相當成熟的。
「一帶一路」的背景
中國為什麼要推出「一帶一路」呢?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最初引入外資、技術及人才,從「三來一補」到「三資企業」,的確為當時落後的工業帶來很多生機,漸漸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外資利用我們的廉價勞工,從出口賺大錢,嚴格進口中國的資源,還經常埋怨我們造成空氣污染及貿易逆差。世界經濟不穩定尤其是遇上金融風暴,訂單不來我們的工廠就要關門了,單靠拉動內需是不足以支持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必須深化改革,創新優化,開拓服務業,提升效率,才能夠達到2020年取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為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的藍圖,強調開放型的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建設創新型國家,推進民主法治,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改善民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等等,這些完全符合大國崛起的輪廓。
「一帶一路」正好配合建設開放型經濟體系,以開放促進改革,以改革促進發展,以發展促進轉型。因此,我國實施更主動的開放戰略,結合對內、對外的開放,主動加入大自貿區、小自貿區。在「走出去」方面,對外投資以貿易帶動,與對外援助配合。在進口策略上,縮逆差、放關稅、帶消費、羸人心。而一帶一路更是實施這些策略的戰車。
「一帶一路」的兩翼,「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估計沿線經過66個國家,總人口大約44億,佔全球人口63%;經濟總量為21萬億美元,佔全球約29%;貨物及貿易出口佔全球23.9%。因此,其發展潛力比亞太區已經成熟的經濟體系機會更大。
中國從被動走向主動
現時世界已存有不同的經濟合作架構,國際及區域性金融治理和合作,還有雙邊投資協定、政府採購協定、環境產品清單、信息產品協議及知識產權協議。「一帶一路」和這些有何不同呢?
我國在過往區域合作上某程度是被動的,加入這些協議要經過漫長和艱辛的談判過程,好像加入世貿(WTO);又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TTIP),中國受到美日聯手制衡,令其進退兩難;IMF的改革拖拖拉拉,都不能到位。
「一帶一路」讓中國從被動走向主動。第一,中國在亞太區的戰略是從易到難,從簡單到複雜,循序漸進。例如自貿區的協定從中韓到中日韓,從東盟加三到東盟加六。「一帶一路」的好處是沒有預設的規章,只要雙方同意就可以了,毋須多方面的協調。
第二,「一帶一路」的理念是開放包容的,合作發展,互利互贏,共同繁榮。它的合作空間是開放包容的,不設門檻,不排他。其合作領域也是開放包容的,政策溝通、道路溝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即五聯通;其合作方式也是開放包容的,同時接受機制性及非機制性合作,例如中西醫療效高的結合。
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中國合作的領域是多元化的,包括基建、金融、服務、能源、環保、航運、物流、科技等等,而絲路基金、亞投行、TPP、國際金融機構和開發性的金融基金,可為這些國家按需要提供它們缺乏的資金和技能。這些活動不只為這些國家帶來發展和機遇,對中國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帶動經濟發展外,政府的功能必須轉變,現時的管理體制必須改革來配合開放,由注重事先審批轉為事後監督,擴大服務行業開放,改革外商投資准入的管理體制,逐步實行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進行金融制度及海關監管制度的創新,提供貿易及投資便利化的程度,因此,因開發促進改革,以改革促進發展,以發展解決工業迅速發展後轉換期的需要,對我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從國際情勢而言,經濟全球化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產業結構進入深度調整期。中國崛起令西方主流媒體抱有疑慮、擔憂,甚至戒備和敵意,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美國重返亞洲和中國參加構建國際新秩序形成激烈的對衝。因此,中國在外交上除了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外,必須提出新思維。「絲路精神」提出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新模式──開放、包容、合作、共贏,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打造命運共同體,讓區際的國家和人民共同享有和平發展,進一步實現中國崛起的夢想。
結合「一國兩制」與香港法律優勢
有人懷疑,「一帶一路」是否只是空洞的理想。據商務部報道,2015年上半年大陸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攬工程項目1401個,新簽合約額375.5億美元,主要涉及電力、通訊、房屋建築、交通運輸、石油化工建設等工程領域。亞投行(AIIB)的成立,獲歐洲最大的十個經濟體的支持。11月15日G20領導人峰會期間,中國與土耳其簽署了備忘錄,由中國敦煌網承擔中土跨境電商平台的建設。11月16日,中國中核集團拿下阿根廷60億美元合約,興建第四座核電廠。因此,「一帶一路」是可實現的夢。
香港是國家的一個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少的優點,它既與國家一體,又實行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它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包括人民幣離岸中心)、國際投資貿易中心、物流與航運中心和專業服務中心。尤其香港是中西方文化橋樑,亦有培育創意產業的新優勢(例如電影業)。 三句不離本行,就法律服務而言,我認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走出去」戰略是香港法律界的重大機遇,我們可憑藉香港法律的優勢,協助和促成國家和國際社會實現這一宏大的合作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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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法律作為適用法 香港法律體系比較完備、廣為國際社會認可,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法律就是「一國兩制」的體現,它不僅具備包括英國、美國、澳洲、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普通法系的形式和內涵。近年來,愈來愈多的跨國合同,包括國內企業與他國企業簽署的合同,都選擇香港法作為他們合同的適用法,因為許多國家熟悉普通法,但不懂中國法律,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各國商界對香港法律的信任和肯定。 香港法律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只要合同雙方選擇,就可以將香港法律約定為合同的適用法,同時也可以選擇香港法院或其他香港爭端解決機構處理合同糾紛。國家在「一帶一路」建設和「走出去」戰略實施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大量合同,無論是項目合同還是融資合同。我們可以爭取香港法成為合同的適用法,爭取香港法院和其他機構成為合同糾紛解決地,與國內和他國同行一道,貢獻我們香港律師的智慧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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