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香港基金主辦「中華大講堂」
張維為講述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
【2018年12月17日,香港】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以有別於西方的發展模式,在極短時間之內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蹟。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出席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主辦的「中華大講堂」時,解構了中國模式背後的文化內涵,以及中國崛起對世界的重要意義。
比較發展中國家:避免了兩個極端
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時,張維為教授首先做了一個發展模式的國際比較。他說,過去數十年,發展中國家大致採用了兩種發展模式:一種是全盤照搬西方;另一種是全盤否定西方,但兩者效果都不佳。全盤照搬西方的國家多數陷入政治機器空轉,部落、種族、宗教矛盾激化,百姓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而全盤否定西方的國家則大多陷入民粹主義氾濫,資金、市場和技術匱乏,民生艱難的境地。
曾為鄧小平擔任翻譯的張維為教授說,中國避免了這兩種極端的選擇。從改革開放一開始,中國就決定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一切有益的東西,但在這個過程中絕不放棄自我。
比較轉型經濟國家:避免了兩種模式
其次,與很多轉型經濟國家比較。中國也避免了「激進改革模式」和「保守改革模式」帶來的弊端。前者以西方模式為藍本進行急速的多黨制和私有化改革,導致經濟全面崩潰;後者在政治和經濟上堅持原有體制,以至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十分有限。
張維為教授稱,中國採取的是「穩健改革模式」,避免了上述兩種模式的弊端。以經濟改革為例,中國借鑒了西方的市場經濟之長,發揮了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但也發揮了社會主義宏觀平衡的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經濟體,現在還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沿。
比較西方國家:避免了兩種原教旨主義
最後,張維為教授亦比較了中國與西方國家。他說,西方過去數十年向全世界推銷最多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場化,亦可稱為「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使西方許多國家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在中東實施的政權更迭亦導致了大量難民湧入歐洲,造成歐洲今天的政治危機。
相比之下,中國成功避免了這兩種原教旨主義的陷阱。中國堅持把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帶來經濟的迅速崛起。在民主問題上也是一樣,雖然中國的探索還在進行之中,但中國「選拔加選舉」的制度,總體上優於只是依賴選舉的西方制度;中國從上到下普遍實踐的協商民主,總體上高於西方愈來愈民粹的民主;中國的戰略規劃與執行能力及社會整合能力也明顯強於西方國家。
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張維為教授說,與西方民族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擁有四大特徵,包括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承,以及超豐富的文化底蘊。他指出,中國以至東亞的價值觀與美國不一樣,美國重視言論自由、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等,而東亞則更重視社會秩序、和諧、政府問責。
張維為教授預測,中國和平崛起之後,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最大的消費市場,十年內中產階層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基本實現了全民醫保和養老,同時亦是可再生能源和新工業革命的領跑者,是時候把中國的事情說清楚,建構全面、透徹、強勢的中國話語。
主題演講之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黃友嘉博士隨後主持了座談環節,邀請了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雷鼎鳴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王卓祺博士,與張維為教授一起交流對國家發展以至全球治理的看法。
黃友嘉博士關注,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除了是國力之爭,以及對中國發展科技的驚懼之外,亦可能與中美之間的意識型態分歧有關。
雷鼎鳴教授則指出,成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中國能夠在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這樣大的成就,一定是做對了一些什麼。他認為,應該趁著這個機會,好好總結過去成功以及失敗的經驗,為未來深化改革做好準備。
王卓祺博士認為,中國選賢與能的政治傳統對解決目前世界問題非常有啟發性,然而卻不是很多西方人能夠理解。因此他認為,未來應將中國模式、經驗推廣開去,建構中國的話語權。
張維為教授在論壇環節讚揚了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貢獻。他認為,未來香港要尋找並培育自己新的經濟增長點,粵港澳大灣區將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無論是創科發展又或是人口老化問題,香港都能夠在大灣區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