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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爲何必須成立大型研究機構?

4 Jan 2020 (Sat)
This article appeared originally i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on 4 Jan 2020 (Sat)

撰文: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 水志偉、研究員 李亞詩、助理研究員 簡耀進

shutterstock_319414127content.jpg

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瘟疫,相信不少人依然歷歷在目。當年,能夠成功抗擊沙士有賴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牽頭,結合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來自十個國家的大學、醫院和政府實驗室進行大規模合作。透過前衛的開放式合作,各國研究人員放下個人名譽,彼此在世衛的數據庫分享科研成果,得以在短短一個月内認定沙士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為其後尋找治療方式奠下基礎。

由於現今科學發展越趨多元化,所面臨的挑戰錯綜複雜,應對這些挑戰往往需要多方相互合作,而沙士一疫正反映科研合作攸關重要。可惜,在沙士過後,合作精神未能延續,窒礙香港科創發展。為推動科研合作,團結香港基金最近發表第二份科技創新研究報告,建議成立大型研究機構

推動科研合作的嶄新模式

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的科研人員便是推動科研合作的先行者,他們早於2004年構想成立大型研究機構,提出嶄新的科研合作模式。儘管兩所大學向來都是競爭對手,但雙方的生物學和基因學家經過數年的切磋磨合後,意識到傳統個人、單學科的科研模式並不足以應對日益複雜的科研挑戰,一致認爲需要跳出既有框架,共建一個跨學科、跨學院的龐大平台。就此,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便化競爭為合作,在聯邦政府的支持下,攜手建立了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自成立以來,博德研究所持續推動生物學、化學、數學、計算學、工程學和醫學共六個學科的深層次合作,旨在應對影響人體健康最關鍵的科研挑戰。現時,研究所匯聚了超過3,00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頂尖科學家,並在2019年獲得來自聯邦政府、私人捐募和企業約四億美元的資助。

博得研究所成就非凡

在人才和資金兩項前設皆一應俱全的情況下,博德研究所在過去十五年取得非凡成就。以癌症為例,一般的癌症治療主要以手術切除,再配合放射治療(電療)和化學治療(化療),但這種治療方式會引起多種副作用。近年來,肺癌、乳癌等病症已經開始配對出針對癌細胞基因突變的標靶藥物,但癌症病患者需要不斷試藥來控制病情,病人往往因此增加生理、心理及財務負擔。然而,博德研究所在2007年發表了有關快速基因配對方法的論文,後來更為全球最大的癌細胞基因檢測公司採用並推出市場,只需要一個癌組織切片即可以測試到200多種基因突變,有助快速為癌症病患者配對所需的處方藥和臨床試驗藥。《喬布斯傳》中記錄蘋果創辦人喬布斯當年患癌後成爲新技術的首批使用者。當時,他深信基因配對治療將會為人類健康帶來重大突破,並有感而發說:「我若不是成為第一批逆轉癌症而存活的人,就是成為最後一批因癌症而死的人。」

除了癌症治療外,博德研究院透過跨機構、地域與學科的合作,與國際研究人員共同解決全球性的傳染病、遺傳病等難題。2014年正值伊波拉病毒迅速蔓延西非的高峰期,其死亡率高達90%,因此博德研究所組成研究小組,並與西非當地的衛生部與研究院合作,分析伊波拉病毒的基因組,其中發現了300多個病毒基因變化。他們的研究成果有助快速檢測伊波拉病毒,遏制病毒的傳播,亦有望加速疫苗開發與治療。到最近,研究所的團隊聯合研發出一種新型的抗病毒系統,透過新的技術可用於加強免疫系統,以抵抗及消滅伊波拉、寨卡等致命疾病的病毒。

shutterstock_684989593content.jpg

大型研究機構席捲全球

博德研究所舉世矚目的成就反映大型研究機構這個合作模式「試驗成功」,促使各國都紛紛跟隨,建立各自的大型研究機構。在2016年,倫敦三所世界著名的大學便與全英國三間最大型的醫學科研機構合作建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被譽爲全球生物學的「大教堂」。近年來,中國內地亦積極開拓科研領域的發展,例如成立上海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和廣州再生醫學與健康廣東省實驗室等,開展不同研究交叉融合和協同創新。西班牙和卡塔爾也相繼在環境流行學和計算學的領域範疇上設立大型研究機構,此舉大勢可見一斑。

促進科研合作,打破香港人才惡性循環

反觀香港,雖然已經在研發方面打好根基,既擁有強勁的基礎研究和優秀的人才,但本地科研人員欠缺合作平台,導致香港一直缺乏跨學科、跨領域的科研合作。既然各國例子已證明大型研究機構方為推動科研合作的上策,香港亦必須成立大型研究機構,才有機會進一步攀上國際研發前列的台階。正如俗語有云「人心齊,泰山移」,大型研究機構將能營造合作的良好氣氛,並讓研究人員共同解決前沿且重要的科學挑戰,征服科學界的「泰山」。

此外,現時本地科研畢業生青黃不接,科研就業職位不足,兩者相互影響,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個惡性循環導致香港在每百萬人口中只約有3,400名研究人員,比例是新加坡的一半。成立大型研究機構便能夠打破這個循環,為本地人才提供具光明前景的職業階梯,好讓博士後研究員能夠在香港從事研究工作,無須另謀高就。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還能為有志修讀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科目的中學與大學生打下強心針,不必只投向傳統「神科」(即醫科及法律等),激勵他們積極投身研發行業,從而帶動整個科創生態圈的蓬勃發展。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創無疑將會成爲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香港現時正站在歷史長河的一個重要交叉點,必須把握轉瞬即逝的機遇之窗,不遺餘力推動科創發展,鞏固香港在國際間的領先地位。時不我待,機不可失,香港必須儘快建立大型研究機構,成為地區內首屈一指,國際上頂尖的研發之都,再闖新高峰。


This article appeared originally i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on 4 Jan 2020 (Sat)

撰文: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 水志偉、研究員 李亞詩、助理研究員 簡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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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瘟疫,相信不少人依然歷歷在目。當年,能夠成功抗擊沙士有賴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牽頭,結合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來自十個國家的大學、醫院和政府實驗室進行大規模合作。透過前衛的開放式合作,各國研究人員放下個人名譽,彼此在世衛的數據庫分享科研成果,得以在短短一個月内認定沙士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為其後尋找治療方式奠下基礎。

由於現今科學發展越趨多元化,所面臨的挑戰錯綜複雜,應對這些挑戰往往需要多方相互合作,而沙士一疫正反映科研合作攸關重要。可惜,在沙士過後,合作精神未能延續,窒礙香港科創發展。為推動科研合作,團結香港基金最近發表第二份科技創新研究報告,建議成立大型研究機構

推動科研合作的嶄新模式

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的科研人員便是推動科研合作的先行者,他們早於2004年構想成立大型研究機構,提出嶄新的科研合作模式。儘管兩所大學向來都是競爭對手,但雙方的生物學和基因學家經過數年的切磋磨合後,意識到傳統個人、單學科的科研模式並不足以應對日益複雜的科研挑戰,一致認爲需要跳出既有框架,共建一個跨學科、跨學院的龐大平台。就此,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便化競爭為合作,在聯邦政府的支持下,攜手建立了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自成立以來,博德研究所持續推動生物學、化學、數學、計算學、工程學和醫學共六個學科的深層次合作,旨在應對影響人體健康最關鍵的科研挑戰。現時,研究所匯聚了超過3,00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頂尖科學家,並在2019年獲得來自聯邦政府、私人捐募和企業約四億美元的資助。

博得研究所成就非凡

在人才和資金兩項前設皆一應俱全的情況下,博德研究所在過去十五年取得非凡成就。以癌症為例,一般的癌症治療主要以手術切除,再配合放射治療(電療)和化學治療(化療),但這種治療方式會引起多種副作用。近年來,肺癌、乳癌等病症已經開始配對出針對癌細胞基因突變的標靶藥物,但癌症病患者需要不斷試藥來控制病情,病人往往因此增加生理、心理及財務負擔。然而,博德研究所在2007年發表了有關快速基因配對方法的論文,後來更為全球最大的癌細胞基因檢測公司採用並推出市場,只需要一個癌組織切片即可以測試到200多種基因突變,有助快速為癌症病患者配對所需的處方藥和臨床試驗藥。《喬布斯傳》中記錄蘋果創辦人喬布斯當年患癌後成爲新技術的首批使用者。當時,他深信基因配對治療將會為人類健康帶來重大突破,並有感而發說:「我若不是成為第一批逆轉癌症而存活的人,就是成為最後一批因癌症而死的人。」

除了癌症治療外,博德研究院透過跨機構、地域與學科的合作,與國際研究人員共同解決全球性的傳染病、遺傳病等難題。2014年正值伊波拉病毒迅速蔓延西非的高峰期,其死亡率高達90%,因此博德研究所組成研究小組,並與西非當地的衛生部與研究院合作,分析伊波拉病毒的基因組,其中發現了300多個病毒基因變化。他們的研究成果有助快速檢測伊波拉病毒,遏制病毒的傳播,亦有望加速疫苗開發與治療。到最近,研究所的團隊聯合研發出一種新型的抗病毒系統,透過新的技術可用於加強免疫系統,以抵抗及消滅伊波拉、寨卡等致命疾病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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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研究機構席捲全球

博德研究所舉世矚目的成就反映大型研究機構這個合作模式「試驗成功」,促使各國都紛紛跟隨,建立各自的大型研究機構。在2016年,倫敦三所世界著名的大學便與全英國三間最大型的醫學科研機構合作建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被譽爲全球生物學的「大教堂」。近年來,中國內地亦積極開拓科研領域的發展,例如成立上海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和廣州再生醫學與健康廣東省實驗室等,開展不同研究交叉融合和協同創新。西班牙和卡塔爾也相繼在環境流行學和計算學的領域範疇上設立大型研究機構,此舉大勢可見一斑。

促進科研合作,打破香港人才惡性循環

反觀香港,雖然已經在研發方面打好根基,既擁有強勁的基礎研究和優秀的人才,但本地科研人員欠缺合作平台,導致香港一直缺乏跨學科、跨領域的科研合作。既然各國例子已證明大型研究機構方為推動科研合作的上策,香港亦必須成立大型研究機構,才有機會進一步攀上國際研發前列的台階。正如俗語有云「人心齊,泰山移」,大型研究機構將能營造合作的良好氣氛,並讓研究人員共同解決前沿且重要的科學挑戰,征服科學界的「泰山」。

此外,現時本地科研畢業生青黃不接,科研就業職位不足,兩者相互影響,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個惡性循環導致香港在每百萬人口中只約有3,400名研究人員,比例是新加坡的一半。成立大型研究機構便能夠打破這個循環,為本地人才提供具光明前景的職業階梯,好讓博士後研究員能夠在香港從事研究工作,無須另謀高就。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還能為有志修讀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科目的中學與大學生打下強心針,不必只投向傳統「神科」(即醫科及法律等),激勵他們積極投身研發行業,從而帶動整個科創生態圈的蓬勃發展。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創無疑將會成爲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香港現時正站在歷史長河的一個重要交叉點,必須把握轉瞬即逝的機遇之窗,不遺餘力推動科創發展,鞏固香港在國際間的領先地位。時不我待,機不可失,香港必須儘快建立大型研究機構,成為地區內首屈一指,國際上頂尖的研發之都,再闖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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