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为何必须成立大型研究机构?

香港为何必须成立大型研究机构?
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 水志伟、研究员 李亚诗、助理研究员 简耀进

2003年香港爆发沙士瘟疫,相信不少人依然历历在目。当年,能够成功抗击沙士有赖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牵头,结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来自十个国家的大学、医院和政府实验室进行大规模合作。透过前卫的开放式合作,各国研究人员放下个人名誉,彼此在世卫的数据库分享科研成果,得以在短短一个月内认定沙士是由冠状病毒引起,为其后寻找治疗方式奠下基础。
由于现今科学发展越趋多元化,所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应对这些挑战往往需要多方相互合作,而沙士一疫正反映科研合作攸关重要。可惜,在沙士过后,合作精神未能延续,窒碍香港科创发展。为推动科研合作,团结香港基金最近发表第二份科技创新研究报告,建议成立大型研究机构
推动科研合作的崭新模式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科研人员便是推动科研合作的先行者,他们早于2004年构想成立大型研究机构,提出崭新的科研合作模式。尽管两所大学向来都是竞争对手,但双方的生物学和基因学家经过数年的切磋磨合后,意识到传统个人、单学科的科研模式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科研挑战,一致认为需要跳出既有框架,共建一个跨学科、跨学院的庞大平台。就此,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便化竞争为合作,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携手建立了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自成立以来,博德研究所持续推动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学、工程学和医学共六个学科的深层次合作,旨在应对影响人体健康最关键的科研挑战。现时,研究所汇聚了超过3,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并在2019年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私人捐募和企业约四亿美元的资助。
博得研究所成就非凡
在人才和资金两项前设皆一应俱全的情况下,博德研究所在过去十五年取得非凡成就。以癌症为例,一般的癌症治疗主要以手术切除,再配合放射治疗(电疗)和化学治疗(化疗),但这种治疗方式会引起多种副作用。近年来,肺癌、乳癌等病症已经开始配对出针对癌细胞基因突变的标靶药物,但癌症病患者需要不断试药来控制病情,病人往往因此增加生理、心理及财务负担。然而,博德研究所在2007年发表了有关快速基因配对方法的论文,后来更为全球最大的癌细胞基因检测公司采用并推出市场,只需要一个癌组织切片即可以测试到200多种基因突变,有助快速为癌症病患者配对所需的处方药和临床试验药。《乔布斯传》中记录苹果创办人乔布斯当年患癌后成为新技术的首批使用者。当时,他深信基因配对治疗将会为人类健康带来重大突破,并有感而发说:“我若不是成为第一批逆转癌症而存活的人,就是成为最后一批因癌症而死的人。”
除了癌症治疗外,博德研究院透过跨机构、地域与学科的合作,与国际研究人员共同解决全球性的传染病、遗传病等难题。2014年正值伊波拉病毒迅速蔓延西非的高峰期,其死亡率高达90%,因此博德研究所组成研究小组,并与西非当地的卫生部与研究院合作,分析伊波拉病毒的基因组,其中发现了300多个病毒基因变化。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快速检测伊波拉病毒,遏制病毒的传播,亦有望加速疫苗开发与治疗。到最近,研究所的团队联合研发出一种新型的抗病毒系统,透过新的技术可用于加强免疫系统,以抵抗及消灭伊波拉、寨卡等致命疾病的病毒。

大型研究机构席卷全球
博德研究所举世瞩目的成就反映大型研究机构这个合作模式“试验成功”,促使各国都纷纷跟随,建立各自的大型研究机构。在2016年,伦敦三所世界着名的大学便与全英国三间最大型的医学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被誉为全球生物学的“大教堂”。近年来,中国内地亦积极开拓科研领域的发展,例如成立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和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等,开展不同研究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西班牙和卡塔尔也相继在环境流行学和计算学的领域范畴上设立大型研究机构,此举大势可见一斑。
促进科研合作,打破香港人才恶性循环
反观香港,虽然已经在研发方面打好根基,既拥有强劲的基础研究和优秀的人才,但本地科研人员欠缺合作平台,导致香港一直缺乏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合作。既然各国例子已证明大型研究机构方为推动科研合作的上策,香港亦必须成立大型研究机构,才有机会进一步攀上国际研发前列的台阶。正如俗语有云“人心齐,泰山移”,大型研究机构将能营造合作的良好气氛,并让研究人员共同解决前沿且重要的科学挑战,征服科学界的“泰山”。
此外,现时本地科研毕业生青黄不接,科研就业职位不足,两者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导致香港在每百万人口中只约有3,400名研究人员,比例是新加坡的一半。成立大型研究机构便能够打破这个循环,为本地人才提供具光明前景的职业阶梯,好让博士后研究员能够在香港从事研究工作,无须另谋高就。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还能为有志修读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科目的中学与大学生打下强心针,不必只投向传统“神科”(即医科及法律等),激励他们积极投身研发行业,从而带动整个科创生态圈的蓬勃发展。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创无疑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香港现时正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重要交叉点,必须把握转瞬即逝的机遇之窗,不遗余力推动科创发展,巩固香港在国际间的领先地位。时不我待,机不可失,香港必须尽快建立大型研究机构,成为地区内首屈一指,国际上顶尖的研发之都,再闯新高峰。
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 水志伟、研究员 李亚诗、助理研究员 简耀进

2003年香港爆发沙士瘟疫,相信不少人依然历历在目。当年,能够成功抗击沙士有赖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牵头,结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来自十个国家的大学、医院和政府实验室进行大规模合作。透过前卫的开放式合作,各国研究人员放下个人名誉,彼此在世卫的数据库分享科研成果,得以在短短一个月内认定沙士是由冠状病毒引起,为其后寻找治疗方式奠下基础。
由于现今科学发展越趋多元化,所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应对这些挑战往往需要多方相互合作,而沙士一疫正反映科研合作攸关重要。可惜,在沙士过后,合作精神未能延续,窒碍香港科创发展。为推动科研合作,团结香港基金最近发表第二份科技创新研究报告,建议成立大型研究机构
推动科研合作的崭新模式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科研人员便是推动科研合作的先行者,他们早于2004年构想成立大型研究机构,提出崭新的科研合作模式。尽管两所大学向来都是竞争对手,但双方的生物学和基因学家经过数年的切磋磨合后,意识到传统个人、单学科的科研模式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科研挑战,一致认为需要跳出既有框架,共建一个跨学科、跨学院的庞大平台。就此,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便化竞争为合作,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携手建立了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自成立以来,博德研究所持续推动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学、工程学和医学共六个学科的深层次合作,旨在应对影响人体健康最关键的科研挑战。现时,研究所汇聚了超过3,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并在2019年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私人捐募和企业约四亿美元的资助。
博得研究所成就非凡
在人才和资金两项前设皆一应俱全的情况下,博德研究所在过去十五年取得非凡成就。以癌症为例,一般的癌症治疗主要以手术切除,再配合放射治疗(电疗)和化学治疗(化疗),但这种治疗方式会引起多种副作用。近年来,肺癌、乳癌等病症已经开始配对出针对癌细胞基因突变的标靶药物,但癌症病患者需要不断试药来控制病情,病人往往因此增加生理、心理及财务负担。然而,博德研究所在2007年发表了有关快速基因配对方法的论文,后来更为全球最大的癌细胞基因检测公司采用并推出市场,只需要一个癌组织切片即可以测试到200多种基因突变,有助快速为癌症病患者配对所需的处方药和临床试验药。《乔布斯传》中记录苹果创办人乔布斯当年患癌后成为新技术的首批使用者。当时,他深信基因配对治疗将会为人类健康带来重大突破,并有感而发说:“我若不是成为第一批逆转癌症而存活的人,就是成为最后一批因癌症而死的人。”
除了癌症治疗外,博德研究院透过跨机构、地域与学科的合作,与国际研究人员共同解决全球性的传染病、遗传病等难题。2014年正值伊波拉病毒迅速蔓延西非的高峰期,其死亡率高达90%,因此博德研究所组成研究小组,并与西非当地的卫生部与研究院合作,分析伊波拉病毒的基因组,其中发现了300多个病毒基因变化。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快速检测伊波拉病毒,遏制病毒的传播,亦有望加速疫苗开发与治疗。到最近,研究所的团队联合研发出一种新型的抗病毒系统,透过新的技术可用于加强免疫系统,以抵抗及消灭伊波拉、寨卡等致命疾病的病毒。

大型研究机构席卷全球
博德研究所举世瞩目的成就反映大型研究机构这个合作模式“试验成功”,促使各国都纷纷跟随,建立各自的大型研究机构。在2016年,伦敦三所世界着名的大学便与全英国三间最大型的医学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被誉为全球生物学的“大教堂”。近年来,中国内地亦积极开拓科研领域的发展,例如成立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和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等,开展不同研究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西班牙和卡塔尔也相继在环境流行学和计算学的领域范畴上设立大型研究机构,此举大势可见一斑。
促进科研合作,打破香港人才恶性循环
反观香港,虽然已经在研发方面打好根基,既拥有强劲的基础研究和优秀的人才,但本地科研人员欠缺合作平台,导致香港一直缺乏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合作。既然各国例子已证明大型研究机构方为推动科研合作的上策,香港亦必须成立大型研究机构,才有机会进一步攀上国际研发前列的台阶。正如俗语有云“人心齐,泰山移”,大型研究机构将能营造合作的良好气氛,并让研究人员共同解决前沿且重要的科学挑战,征服科学界的“泰山”。
此外,现时本地科研毕业生青黄不接,科研就业职位不足,两者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导致香港在每百万人口中只约有3,400名研究人员,比例是新加坡的一半。成立大型研究机构便能够打破这个循环,为本地人才提供具光明前景的职业阶梯,好让博士后研究员能够在香港从事研究工作,无须另谋高就。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还能为有志修读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科目的中学与大学生打下强心针,不必只投向传统“神科”(即医科及法律等),激励他们积极投身研发行业,从而带动整个科创生态圈的蓬勃发展。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创无疑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香港现时正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重要交叉点,必须把握转瞬即逝的机遇之窗,不遗余力推动科创发展,巩固香港在国际间的领先地位。时不我待,机不可失,香港必须尽快建立大型研究机构,成为地区内首屈一指,国际上顶尖的研发之都,再闯新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