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藝術界的目光再次聚焦香港。特區政府與Art Basel簽署首份五年合作協議，標誌着政府對國際頂級藝術平台的承諾從口頭支持升格為制度性保障。同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包括英國南岸中心及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在內的13個海外殿堂級文化機構簽署合作意向書，進一步鞏固了香港的國際文化地位。

藝術品交易屢創天價　是否可持續？

在這些令人振奮的市場佳績背後，我們也迎來了一份極具啟發性的國際文獻。2026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巴黎發布了第四版《重塑創造力政策》（Re|Shaping Policies for Creativity）全球報告（報告）。這份匯集了全球逾120個國家政策的權威報告，為各國在經濟動盪與數碼技術顛覆的時代下，如何推動文化政策提供了深刻的戰略指引。

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當香港的頂端藝術品交易屢創天價時，我們的整體文化藝術生態是否足夠健康、包容且具備長遠的可持續性？聯合國的這份報告，正好為香港文化創意經濟發展提供了反思。

剖析聯合國報告　構建健全產業制度

聯合國《重塑創造力政策》最值得香港深思的核心理念，在於它提醒各國決策者：不應將文化狹隘地理解為高端市場的娛樂消費；相反，文化本身是一種具有深遠社會價值的「全球公共產品」（Global Public Good）。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研究，文化與創意產業約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3.1%，並提供6.2%的就業。簡單而言，這代表文化創意產業既有經濟屬性，也有社會屬性；既能帶動增長與就業，也能促進社會凝聚與公共福祉 。

然而，在全球經濟不穩、地緣政治角力與數碼顛覆的疊加衝擊下，傳統的文化傳播模式正經歷劇變。報告敲響了警鐘：倘若政策決策者未能及時升級對原創者的制度性保護，整個產業的基層生態將面臨嚴峻的萎縮危機。單以音樂及視聽創作者為例，預計到2028年，他們恐將面臨高達21%至24%的潛在收入流失，這無疑是對現行文化治理模式的重大考驗。

因此，報告提出的四大目標方向，包括可持續文化治理、文化產品與服務的平衡流動、文化融入可持續發展，以及人權與基本自由保障。當中強調的「平衡流動」，正是提醒我們，真正的文化樞紐不能只停留在單向引進海外頂級作品，更必須具備將本土敘事推向世界的雙向輸出能力。

這正正說明，文化政策從來不只是資助藝術活動那麼簡單，而是關乎一個城市如何建立健全的產業制度、保障創作者權益，並將文化轉化為社會凝聚力與長遠競爭力。如只着眼於少數高端藝術交易，卻未能有效提升本地文化生態的厚度與創作者的生存空間，再耀眼的高端市場成績，也難以轉化為真正對整個社會有益的公共產品。

重塑文創生態　輸出獨特文化

特區政府在2025年的《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並積極推動《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若要契合聯合國倡議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我們或許需要從更高的維度，思考香港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未來。

首先，我們應如何重新定義「可持續的文化治理」？長期以來，香港的文藝發展往往徘徊在兩個極端：一是高度依賴政府公帑資助的基層藝團，二是完全由商業資本主導的國際頂級盛事。我們不禁要思考，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能否探索出兩者之間的廣闊光譜？這意味着我們可能需要跳出傳統的「資助」思維，探索如何引導資本、影響力投資以及更多元的社會資源，有機地注入中小型文創生態。唯有讓文化藝術在不失其公共價值的同時獲得市場的活水，我們才能建立一個真正具備自我修復與成長能力的文化治理體系。

其次，在追求「文化產品的平衡流動」上，香港應如何演繹雙向對話的角色？一直以來，香港在引進國際頂級拍賣會及藝博會方面成績斐然，猶如一個世界級的文化櫥窗。然而，面對聯合國對「平衡流動」的呼籲，我們必須探索如何將這扇單向的窗口，轉化為雙向交流的樞紐。這不僅僅是探討如何將本地作品推向大灣區或國際市場，更是關於我們如何萃取香港獨特的文化底蘊，將其轉化為具備時代共鳴的全球敘事，讓香港不再只是頂尖藝術品的「交易地」，更是一個屬於香港自己的中西文化合璧靈感的策源地。

最後，面對科技浪潮，我們應如何重塑創作者的生存空間？在探討藝術科技帶來全新的感官震撼與巨大的商業潛力之餘，我們都需要同時探索如何利用制度保障創作者的核心權益，以及如何確保在高端市場與創新科技高歌大躍進的同時，基層藝術家與年輕創作者依然擁有足夠的空間去實驗、犯錯與成長。

歸根究底，文化藝術是一個城市的靈魂、不可缺少的公共產品。香港正處於文化發展模式轉型的歷史關口。只要我們秉持文化作為公共產品的核心精神，以更開放、更具探索性的戰略眼光來審視我們城市的文化生態，香港必定能在全球文化版圖中，刻劃出更具包容性與生命力的輝煌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