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過時，香港政府的發展策略要改作「適度有為」。

這些名稱其實都十分含糊，可供想像的空間很大，我們很難具體判斷究竟政策會有多大改變，但單從字面來看，似乎政府比以前有較大的傾向干預市場。

我們只要看看近數十年來歷任財政司或財政司司長對他們理財哲學的闡述，便知他們都是滑不溜手之輩，不易給人抓到把柄。對歷任財爺理財哲學最權威的回顧是曾蔭權2006年9月19日發表題為〈大市場小政府一一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的文章。

理財哲學   左右漂移

曾蔭權在文中引述他早年的上司夏鼎基有關「積極不干預」的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會損害經濟增長」；「政府會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得出的結論都是不干預比較有利」。

我們要注意，在郭伯偉和夏鼎基的年代，「積極不干預」是香港的主流思想，但在同一時期的英國本土，政府的干預之手是伸得很遠的經濟卻搞得一團糟；此種政策造成對經濟的危害，卻又反而令主張自由經濟的戴卓爾夫人能夠當上首相，撥亂反正。當時香港的成功，又令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看到方向，香港儼然成為中國的指路明燈，在改革派的決策人和知識分子中起着重要作用。

夏鼎基以後的財爺是彭勵治，他「支持自由市場經濟」。他的接班人翟克誠說：「若政府對私營部門的干預減至最少，讓市場自由發揮作用，經濟效益通常就最大。」隨後的麥高樂則說: 「我們鼓勵創業、奉行低稅制、奉行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曾蔭權接手後強調「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以及審慎理財;梁錦松的口號是「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唐英年則是「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唐的原則也為曾俊華所採納。」

從上所知，香港的理財哲學一直在市場與政府之間應如何定位這一問題上左右漂移，但從過去各財爺所用的含糊但意義接近的字眼中看來，移動的幅度不算大，就算現在特首所說的「適度有為」中的「適度」意何所指，也是口說無憑，要留待歷史去證明。與其猜測政策的走向，不如分析市場與政府的相互利弊更有建設性。

自由市場機制的核心，在於價格所能提供的訊息。在芝大經濟系中，微觀經濟學乾脆叫作「價格論」，由此可知價格的核心地位。價格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從佛利民所用的一個例子得見。

佛利民以鉛筆作例子。我們有沒有人真正懂得從最基本的起點製造鉛筆？很可能沒有。造鉛筆要有軟木、鐵片、石墨和膠擦（其實與膠是不同物質）。就以其中之的材料來說明，製木必須砍樹，砍樹需要斧頭或鋸，後者又需要銅，製銅又需要鐵和煤等等；製造這些物資的工人，極可能人數眾多，但又互不認識，是什麼力量把他們組織在一起，生產鉛筆？而且他們按照什麼準則去判斷這些物資的生產量應有多少？

貪婪人性   化為動力

力量的來源是參與者都想賺錢圖利，生產量的準則是看價格的高低。假設消費者突然有更多人喜歡用鉛筆，那麼如何保證他們可以在市場中買到鉛筆？答案 是供不應求時，市場機制自會推高鉛筆的價格，價格一上升，便可誘發生產商多生產鉛筆。但這樣一來，對木、石墨等等的需求便會上升，這些物資的價格又會被推高，從而又再促使希望多賺點錢的伐木工人多砍些樹木，如此類推。

由此可見，就算是生產鉛筆這一簡單的商品，背後便已涉及複雜得使人頭皮發麻的多層次供求關係， 但我們卻又不會感到買到一支鉛筆有何複雜為難之處，原因在於每一層次的供求者都懂得只用一個簡單的訊息去決定行止，若價格貴，會減少消費，但生產者會多生產。此種價格所包含的訊息成本很低，不用像計劃經濟的專家用大型電腦也算不出最合適的生產量，以致供求失衡。就是這麼簡單的一種方法，便把社會中不同人等組織起來了。

自由市場機制也就是價格機制，除了能有效利用價格所帶來的訊息外，在廣泛的條件下，其配置資源的效率也是最高的，當中浪費最少，此中的背後理論，已經過千錘百煉的考驗。不少人誤以為市場機制鼓勵貪婪，盡顯人性的醜惡，在金融海嘯後，此說甚為流行。但這是誤會了，更準確的說法應是，它不怕人性貪婪，因為它能把貪婪轉化為正面的動力；就算人民只顧追求利益，只要把他們納入競爭市場的規範中，這反而成為動力，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

自由市場也是一種進化論式優勝劣敗的機制。某些人若知識不足，又或過度貪婪，不懂管理風險，市場機制可以懲罰他們。在每次經濟危機出現時，很多公司都會破產，這意味劣質的公司或資產都會淘汰出局，只有管理較好的公司才能留下；政府出手挽救這些公司反而不妥，因為這等於阻止市場懲罰不懂節制的貪婪，問題不是在市場上，而是在政府身上。

政府判斷   高估自己

此種懲罰是市場自我糾正錯誤的一種體現，就算不是在企業處於生與死的極端情況中，它也一樣可以發揮作用。某企業若不去聘請優秀人才替其作決策，便較易犯錯，在市場中失利，利潤減少。消費者不理會價格高低，也易造成浪費，自己吃虧。這些都可迫使企業與消費者打醒十二分精神，減少犯錯的機會。

這些優點大大有利於採用自由市場的社會創造財富，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六十到八十年代的香港，都是經濟全速發展的年代，而支持其發展的，亦正是當時實施的自由市場機制。就算是內地，八十年代初開始擺脫計劃經濟的枷鎖，即使只是初步轉向自由市場，已足以令中國的經濟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成就了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經濟奇蹟。

不過，此種成效又不光是物質性的，自由市場與人民追求的價值有極密切關係。市場機制能創富，可提供不同人等追求其價值的物質基礎。假如港人有如半世紀前一般的貧窮，又或內地人有如30年前的連電視機也買不起，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如到外地旅行、上網交友談天、聽聽不同音樂等等，恐怕都會不切實際，我們生活的自由度也會大減。

自由不但是市場機制的一個後果，也是它賴以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市場中的交易是建基於交易雙方都是自願而非強迫的，而且雙方都應得到好處，否則所涉及的價格便不會包含正確的訊息。

並非所有市場都能保證結果完美。除了交易是基於自由選擇外，有兩個條件對市場機制的運作特別重要。第一個是企業能容易加入市場，否則會滋生壟斷，價格變得不合理；第二個是資訊的不對稱性不太嚴重。後者有時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才能解決。舉個例子，一般人買入食品或藥物時，不大可能知道它是否含有毒素，專業檢查機構的證明可減少這方面的困擾，令消費者放心。但此等角色也不一定必須由政府扮演，檢驗工作也可以是私人機構執行。

「適度有為」會令不少人擔心，原因不在「適度」， 而在「有為」。政府常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與判斷力，而政府一旦運用公權力，便差不多一定等於放棄價格機制；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作指引，政府又憑什麼可知道自己的決策更英明？

工業政策正是一個例子。假如開發某種高科技產品能夠有很好的賺錢前景，自會有人肯冒險投資，根本毋須政府的津貼扶助。在矽谷中赫赫有名的公司，如面書如蘋果，哪一間是靠政府扶助起來的？我時有提醒在史丹福工作的小兒，要他留意那些能夠在矽谷創業的朋友有何特點。我得到的答案是，這些人生活方式往往散漫，但思想自由，每有新點子很容易便可在市場中獲得資金，但與政府扶持無甚關係。

工業政策   滲入政治

對一些政府有實施工業政策的經濟體，我們也要小心分析。例如台灣政府扶持最多的倒是如紡織等的夕陽工業，新興科技補貼卻不多。為何是夕陽工業？是因為政治壓力，內中涉及的傳統利益深植。

政府決定工業政策的準則往往是政治性的，看哪個壓力團體的影響力大，並無好的理論說這會帶來合理結果。至於台灣的電子工業能夠發展起來，原因恐怕是歷史上的「偶然」，五六十年代開始，台灣有大量研究生留學美國念工科，這便為後來的電子工業發展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深圳名震天下的油畫生產基地大芬村，也是由香港一個小商人搞起的。至於香港，又有哪一個政府主導的工業政策曾得亮麗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