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表示“积极不干预”政策已经过时，香港政府的发展策略要改作“适度有为”。

这些名称其实都十分含糊，可供想像的空间很大，我们很难具体判断究竟政策会有多大改变，但单从字面来看，似乎政府比以前有较大的倾向干预市场。

我们只要看看近数十年来历任财政司或财政司司长对他们理财哲学的阐述，便知他们都是滑不溜手之辈，不易给人抓到把柄。对历任财爷理财哲学最权威的回顾是曾荫权2006年9月19日发表题为〈大市场小政府一一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的文章。

理财哲学   左右漂移

曾荫权在文中引述他早年的上司夏鼎基有关“积极不干预”的观点：“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政府试图规划私营机构的资源分配，以及阻挠市场力量的运行，政府的行动最终都会徒劳无功，而且会损害经济增长”；“政府会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然后政府才作出积极的决定”；“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干预比较有利”。

我们要注意，在郭伯伟和夏鼎基的年代，“积极不干预”是香港的主流思想，但在同一时期的英国本土，政府的干预之手是伸得很远的经济却搞得一团糟；此种政策造成对经济的危害，却又反而令主张自由经济的戴卓尔夫人能够当上首相，拨乱反正。当时香港的成功，又令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看到方向，香港俨然成为中国的指路明灯，在改革派的决策人和知识分子中起着重要作用。

夏鼎基以后的财爷是彭励治，他“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他的接班人翟克诚说：“若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干预减至最少，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经济效益通常就最大。”随后的麦高乐则说: “我们鼓励创业、奉行低税制、奉行自由市场及自由贸易。”曾荫权接手后强调“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预，以及审慎理财;梁锦松的口号是“积极为市场发展创造条件”；唐英年则是“市场主导，政府促进”;唐的原则也为曾俊华所采纳。”

从上所知，香港的理财哲学一直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应如何定位这一问题上左右漂移，但从过去各财爷所用的含糊但意义接近的字眼中看来，移动的幅度不算大，就算现在特首所说的“适度有为”中的“适度”意何所指，也是口说无凭，要留待历史去证明。与其猜测政策的走向，不如分析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利弊更有建设性。

自由市场机制的核心，在于价格所能提供的讯息。在芝大经济系中，微观经济学干脆叫作“价格论”，由此可知价格的核心地位。价格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从佛利民所用的一个例子得见。

佛利民以铅笔作例子。我们有没有人真正懂得从最基本的起点制造铅笔？很可能没有。造铅笔要有软木、铁片、石墨和胶擦（其实与胶是不同物质）。就以其中之的材料来说明，制木必须砍树，砍树需要斧头或锯，后者又需要铜，制铜又需要铁和煤等等；制造这些物资的工人，极可能人数众多，但又互不认识，是什么力量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生产铅笔？而且他们按照什么准则去判断这些物资的生产量应有多少？

贪婪人性   化为动力

力量的来源是参与者都想赚钱图利，生产量的准则是看价格的高低。假设消费者突然有更多人喜欢用铅笔，那么如何保证他们可以在市场中买到铅笔？答案 是供不应求时，市场机制自会推高铅笔的价格，价格一上升，便可诱发生产商多生产铅笔。但这样一来，对木、石墨等等的需求便会上升，这些物资的价格又会被推高，从而又再促使希望多赚点钱的伐木工人多砍些树木，如此类推。

由此可见，就算是生产铅笔这一简单的商品，背后便已涉及复杂得使人头皮发麻的多层次供求关系， 但我们却又不会感到买到一支铅笔有何复杂为难之处，原因在于每一层次的供求者都懂得只用一个简单的讯息去决定行止，若价格贵，会减少消费，但生产者会多生产。此种价格所包含的讯息成本很低，不用像计划经济的专家用大型电脑也算不出最合适的生产量，以致供求失衡。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种方法，便把社会中不同人等组织起来了。

自由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除了能有效利用价格所带来的讯息外，在广泛的条件下，其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是最高的，当中浪费最少，此中的背后理论，已经过千锤百炼的考验。不少人误以为市场机制鼓励贪婪，尽显人性的丑恶，在金融海啸后，此说甚为流行。但这是误会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它不怕人性贪婪，因为它能把贪婪转化为正面的动力；就算人民只顾追求利益，只要把他们纳入竞争市场的规范中，这反而成为动力，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

自由市场也是一种进化论式优胜劣败的机制。某些人若知识不足，又或过度贪婪，不懂管理风险，市场机制可以惩罚他们。在每次经济危机出现时，很多公司都会破产，这意味劣质的公司或资产都会淘汰出局，只有管理较好的公司才能留下；政府出手挽救这些公司反而不妥，因为这等于阻止市场惩罚不懂节制的贪婪，问题不是在市场上，而是在政府身上。

政府判断   高估自己

此种惩罚是市场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体现，就算不是在企业处于生与死的极端情况中，它也一样可以发挥作用。某企业若不去聘请优秀人才替其作决策，便较易犯错，在市场中失利，利润减少。消费者不理会价格高低，也易造成浪费，自己吃亏。这些都可迫使企业与消费者打醒十二分精神，减少犯错的机会。

这些优点大大有利于采用自由市场的社会创造财富，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六十到八十年代的香港，都是经济全速发展的年代，而支持其发展的，亦正是当时实施的自由市场机制。就算是内地，八十年代初开始摆脱计划经济的枷锁，即使只是初步转向自由市场，已足以令中国的经济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了人类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奇迹。

不过，此种成效又不光是物质性的，自由市场与人民追求的价值有极密切关系。市场机制能创富，可提供不同人等追求其价值的物质基础。假如港人有如半世纪前一般的贫穷，又或内地人有如30年前的连电视机也买不起，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如到外地旅行、上网交友谈天、听听不同音乐等等，恐怕都会不切实际，我们生活的自由度也会大减。

自由不但是市场机制的一个后果，也是它赖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市场中的交易是建基于交易双方都是自愿而非强迫的，而且双方都应得到好处，否则所涉及的价格便不会包含正确的讯息。

并非所有市场都能保证结果完美。除了交易是基于自由选择外，有两个条件对市场机制的运作特别重要。第一个是企业能容易加入市场，否则会滋生垄断，价格变得不合理；第二个是资讯的不对称性不太严重。后者有时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才能解决。举个例子，一般人买入食品或药物时，不大可能知道它是否含有毒素，专业检查机构的证明可减少这方面的困扰，令消费者放心。但此等角色也不一定必须由政府扮演，检验工作也可以是私人机构执行。

“适度有为”会令不少人担心，原因不在“适度”， 而在“有为”。政府常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与判断力，而政府一旦运用公权力，便差不多一定等于放弃价格机制；没有合理的市场价格作指引，政府又凭什么可知道自己的决策更英明？

工业政策正是一个例子。假如开发某种高科技产品能够有很好的赚钱前景，自会有人肯冒险投资，根本毋须政府的津贴扶助。在矽谷中赫赫有名的公司，如面书如苹果，哪一间是靠政府扶助起来的？我时有提醒在史丹福工作的小儿，要他留意那些能够在矽谷创业的朋友有何特点。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些人生活方式往往散漫，但思想自由，每有新点子很容易便可在市场中获得资金，但与政府扶持无甚关系。

工业政策   渗入政治

对一些政府有实施工业政策的经济体，我们也要小心分析。例如台湾政府扶持最多的倒是如纺织等的夕阳工业，新兴科技补贴却不多。为何是夕阳工业？是因为政治压力，内中涉及的传统利益深植。

政府决定工业政策的准则往往是政治性的，看哪个压力团体的影响力大，并无好的理论说这会带来合理结果。至于台湾的电子工业能够发展起来，原因恐怕是历史上的“偶然”，五六十年代开始，台湾有大量研究生留学美国念工科，这便为后来的电子工业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深圳名震天下的油画生产基地大芬村，也是由香港一个小商人搞起的。至于香港，又有哪一个政府主导的工业政策曾得亮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