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 水志偉、助理研究員 曾文軒

新冠疫情喚起各國對發展生物科技的重視。國產科興疫苗上月初被世界衞生組織納入緊急使用清單，成為全球第八款、中國第二款上榜的新冠疫苗，意味着中國在生物科技的創新能力獲得認同。

中國在疫情期間的科研突破並非僥倖，而是有賴國家對生物科技的大力支持。事實上，中國本土藥企獲國家藥監局審批註冊的新藥已由2017年的1款增至2020年的20款，而生物醫藥市場規模亦由2200億元增加超過一半至3900億元人民幣。中央於今年3月發布的「十四五」規劃中，繼續把生物醫藥定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並明確提出關鍵核心技術展望於2035年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積極探索港深適切合作模式

中央早已確定粵港澳大灣區在促進國家科創發展的重要角色，並在2019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列明生物醫藥為大灣區新支柱產業。香港和深圳這對中心城市能否互相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成為了能否發動灣區核心引擎的關鍵。

香港多所大學的生物科技基礎研究蜚聲國際，成功轉化落地的研究成果亦與日俱增。在去年，港大團隊成功研發了全球首個噴鼻式新冠疫苗，將完成第一期首階段臨床試驗；而中大盧煜明教授亦因其無創性產前診斷技術的發明及在全球近百國家的廣泛應用，奪取了堪稱「醫學界奧斯卡」的獎項。

基礎研究確是科技創新的基石，而科研資金亦是科創的水源。自港交所在2018年允許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企業在港集資上市，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資中心，僅次於美國納斯達克。

一河之隔的深圳是國家創新之都，市政府素來大力支持科創，不但孕育了不少人工智能巨企，生物醫藥產業近年亦增長迅速，2020年增速達24.4%、位居市內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首。

儘管推動港深生物科技合作的論述並非新猷，且坊間近年亦提倡由香港進行基礎研究、在深圳轉化落地的「前研後產」模式，但兩地合作模式實際上縱橫多變，遠超這樣的簡單分工。例如，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同時讓其精於藥物前期臨床試驗，並能擔當起向內地引入臨床經驗、統籌港深多中心後期試驗的角色。

同樣地，香港的醫學研究優勢能結合深圳在人工智能的特長，在高端醫療器械領域各展所長、分別負責醫學工程和軟件編程的開發及質量管理。而就着基因檢測，港深企業可分別聚焦國外和內地市場，發揮兩地在基因研究的強大優勢。

港深兩地在產業鏈條的細化分工合作模式值得認真梳理，而深圳市政府至今已發布多份發展生物醫藥的政策文件，並於去年8月特別就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布規劃藍圖及支持措施，旨在對標香港及國際上最有利於科創的機制。可是，香港仍未就河套區香港園區作出周詳的產業規劃，以透過合作加強香港的技術轉移及產業發展。

隨着國家繼續高速發展，香港理應當機立斷，刻下積極探索與深圳的適切合作模式，以充分發揮兩地優勢，成就未來、共建生物科技創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