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 水志伟、助理研究员 曾文轩

新冠疫情唤起各国对发展生物科技的重视。国产科兴疫苗上月初被世界衞生组织纳入紧急使用清单，成为全球第八款、中国第二款上榜的新冠疫苗，意味着中国在生物科技的创新能力获得认同。

中国在疫情期间的科研突破并非侥幸，而是有赖国家对生物科技的大力支持。事实上，中国本土药企获国家药监局审批注册的新药已由2017年的1款增至2020年的20款，而生物医药市场规模亦由2200亿元增加超过一半至3900亿元人民币。中央于今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继续把生物医药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明确提出关键核心技术展望于2035年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积极探索港深适切合作模式

中央早已确定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国家科创发展的重要角色，并在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列明生物医药为大湾区新支柱产业。香港和深圳这对中心城市能否互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成为了能否发动湾区核心引擎的关键。

香港多所大学的生物科技基础研究蜚声国际，成功转化落地的研究成果亦与日俱增。在去年，港大团队成功研发了全球首个喷鼻式新冠疫苗，将完成第一期首阶段临床试验；而中大卢煜明教授亦因其无创性产前诊断技术的发明及在全球近百国家的广泛应用，夺取了堪称“医学界奥斯卡”的奖项。

基础研究确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而科研资金亦是科创的水源。自港交所在2018年允许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企业在港集资上市，香港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中心，仅次于美国纳斯达克。

一河之隔的深圳是国家创新之都，市政府素来大力支持科创，不但孕育了不少人工智能巨企，生物医药产业近年亦增长迅速，2020年增速达24.4%、位居市内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

尽管推动港深生物科技合作的论述并非新猷，且坊间近年亦提倡由香港进行基础研究、在深圳转化落地的“前研后产”模式，但两地合作模式实际上纵横多变，远超这样的简单分工。例如，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同时让其精于药物前期临床试验，并能担当起向内地引入临床经验、统筹港深多中心后期试验的角色。

同样地，香港的医学研究优势能结合深圳在人工智能的特长，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各展所长、分别负责医学工程和软件编程的开发及质量管理。而就着基因检测，港深企业可分别聚焦国外和内地市场，发挥两地在基因研究的强大优势。

港深两地在产业链条的细化分工合作模式值得认真梳理，而深圳市政府至今已发布多份发展生物医药的政策文件，并于去年8月特别就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布规划蓝图及支持措施，旨在对标香港及国际上最有利于科创的机制。可是，香港仍未就河套区香港园区作出周详的产业规划，以透过合作加强香港的技术转移及产业发展。

随着国家继续高速发展，香港理应当机立断，刻下积极探索与深圳的适切合作模式，以充分发挥两地优势，成就未来、共建生物科技创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