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紅豆會會長 戴泳廷

在多元共融的香港，政府投放資源照顧社會弱勢，特別是看得見的殘障，是社會毋庸置疑的共識。對於看不見的殘障，唯有靠我們一班同病相憐的人彼此照顧，互相扶持，才避免成為被社會遺棄的一群人。患有慢性腎衰竭的人，多數表面上與正常人無異，四肢健全，活動自如，但在「正常」的假象背後，我們每天所承受的卻是身體上兩顆紅豆（腎臟）帶來的身心煎熬。正值政府就《施政報告》諮詢各界，我藉此代表紅豆會及一眾腎友，希望政府可體恤患者的情況，調整醫療及福利政策，在醫護人手比例上及病人福利上增加支援。

現時，香港有近一萬名末期腎衰竭病者，而輪候腎臟移植名單上高達2200人，只有2015年最多約70名幸運兒得以換腎，近年每年只有三十幾人逃出生天。接受腎臟移植手術的人，須服用抗排斥藥及定時覆診。其餘大多數「醫不好，卻又死不去」的腎友，須接受腹膜透析（俗稱洗肚），即每天將洗肚水灌入肚中，然後透過洗肚水將廢物排出身體，每天進行4次，每次歷時45分鐘，全港約有九成病人正使用這種方法；另一種則是血液透析（俗稱洗血），將人體的血抽出，然後流入透析機上的人工腎，淨化後的血液會被輸送回人體內，每周進行2至3次，每次4至6小時。

或成隱蔽病人

事實上，縱使腎友們在經歷漫長的洗肚或洗血治療後，卻只能替代正常腎功能的十分一，與正常健康人的能力、精力和耐力均相距很遠，即使有心有力投入社會，尋找工作，卻鮮有僱主給予患者工作機會。原因很簡單，大多數僱主很難接受患者在工作期間須無間斷離開崗位，或每星期告假，接受洗肚或洗血治療。少數幸運的腎友可能獲聘兼職工作，但大多數是低收入的工作，或許足夠支付每個月的治療費用，減輕家人的財政負擔。但絕大部分的腎病病人也須依靠家人資助或積蓄支付治療費用，面對相當的財政壓力。

除面對經濟困難外，腎病帶來的心理影響也不容小覷。腎病是一種不容易被診斷的疾病，多數毫無徵兆。如果患者在發病初期及早發現，有機會透過服食大量藥物，重新激活腎功能。可是，大多數腎友卻像我一樣，在不可逆轉時才獲診斷，一切為時已晚。

被確診腎病後，除了須接受長時間的治療外，我們更會失去工作，頓時成為家人的負累。特別對自理能力較差的腎友而言，他們需要依賴家人長期協助，容易導致家庭糾紛，更會引發一系列情緒問題，例如因自卑造成社交障礙，終日躲在家中，成為隱蔽病人。

就腎友的身心支援上，紅豆會與其他病人組織一樣，定時舉辦節日聚會、運動日及旅行等聯誼活動，希望令腎友能夠走出陰霾，積極面對疾病。可是，我們認為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資源，不應只集中資源幫助看得見的殘障，更應體恤「看不見的殘障」之弱勢社群。

放寬傷津門檻

我們建議政府應考慮腎友在職場上面對的困境，重新評估腎友的「工作能力」，放寬腎友領傷殘津貼的門檻。或許傷津的金額不高，但獲取傷津的腎友同時可享受特惠交通補貼，一方面減輕腎友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更鼓勵腎友多出行，參與聯誼活動，可避免腎友成為隱蔽病人。由此可見，政府放寬領取傷津門檻，實在是一舉多得。

21年前我得悉患腎衰竭，洗腎已達17年，我從不間斷到大埔那打素醫院腎科接受治療，同時亦見證醫護工作壓力與日俱增。有紅豆會創會成員憶述，大約20年前，大埔那打素醫院剛投入服務，他是首20個腎病病人之一，當年有約3至4位醫生照顧他們，促成緊密的醫患關係，醫生對每一個病人都瞭如指掌。

隨着時代變遷，醫療需求大幅上升， 大埔那打素醫院腎科須照顧近1000名病人，而腎科醫生只有約10人，病人比例升至一對一百。即使我是資歷較深的病人，幾乎每次覆診均要將病情從頭描述一次，而醫生也因時間緊迫，每次只可花數分鐘診症。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醫療服務質素無可避免地比過往遜色。

此外，我亦發現近年有大批內地基層退休人士移民來港，利用香港的醫療福利，甚至一過關立即到急症室「洗腎」。這不但更加深社會老齡化、醫療及福利壓力，對本地人也不公平，我認為政府應嚴格檢討移民政策。

要增加醫護人手，保持醫療服務質素，我認為政府應考慮就引入海外醫生方面拆牆鬆綁，並要求他們在香港註冊後，須在公立醫院服務一段特定時間才可轉到私人執業。我建議政府參考團結香港基金方案，如制訂認可世界知名醫學院名單，容許這些學院的醫科畢業生到獲認可的本港醫院實習，然後成為正式註冊醫生。此外，政府也可考慮恢復回歸前的制度，讓在英聯邦國家就讀醫科海外醫生，在本港免試執業。

執筆至此，想起了王維的《相思》──「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紅豆又名相思豆，詩人詠物抒情，思念遠方的友人。至於我日思夜思的，只是身體裏的兩顆紅豆，回復昔日健康。只可惜「紅豆」熬成的傷口，一切都沒有盡頭。無休止的治療，成為我們畢生的苦楚。我們謹盼政府能夠在醫療政策上大刀闊斧，改弦更張，為腎友重建希望，減少折騰的痛苦，活得更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