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红豆会会长 戴泳廷

在多元共融的香港，政府投放资源照顾社会弱势，特别是看得见的残障，是社会毋庸置疑的共识。对于看不见的残障，唯有靠我们一班同病相怜的人彼此照顾，互相扶持，才避免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人。患有慢性肾衰竭的人，多数表面上与正常人无异，四肢健全，活动自如，但在“正常”的假象背后，我们每天所承受的却是身体上两颗红豆（肾脏）带来的身心煎熬。正值政府就《施政报告》谘询各界，我藉此代表红豆会及一众肾友，希望政府可体恤患者的情况，调整医疗及福利政策，在医护人手比例上及病人福利上增加支援。

现时，香港有近一万名末期肾衰竭病者，而轮候肾脏移植名单上高达2200人，只有2015年最多约70名幸运儿得以换肾，近年每年只有三十几人逃出生天。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人，须服用抗排斥药及定时覆诊。其余大多数“医不好，却又死不去”的肾友，须接受腹膜透析（俗称洗肚），即每天将洗肚水灌入肚中，然后透过洗肚水将废物排出身体，每天进行4次，每次历时45分钟，全港约有九成病人正使用这种方法；另一种则是血液透析（俗称洗血），将人体的血抽出，然后流入透析机上的人工肾，净化后的血液会被输送回人体内，每周进行2至3次，每次4至6小时。

或成隐蔽病人

事实上，纵使肾友们在经历漫长的洗肚或洗血治疗后，却只能替代正常肾功能的十分一，与正常健康人的能力、精力和耐力均相距很远，即使有心有力投入社会，寻找工作，却鲜有雇主给予患者工作机会。原因很简单，大多数雇主很难接受患者在工作期间须无间断离开岗位，或每星期告假，接受洗肚或洗血治疗。少数幸运的肾友可能获聘兼职工作，但大多数是低收入的工作，或许足够支付每个月的治疗费用，减轻家人的财政负担。但绝大部分的肾病病人也须依靠家人资助或积蓄支付治疗费用，面对相当的财政压力。

除面对经济困难外，肾病带来的心理影响也不容小觑。肾病是一种不容易被诊断的疾病，多数毫无征兆。如果患者在发病初期及早发现，有机会透过服食大量药物，重新激活肾功能。可是，大多数肾友却像我一样，在不可逆转时才获诊断，一切为时已晚。

被确诊肾病后，除了须接受长时间的治疗外，我们更会失去工作，顿时成为家人的负累。特别对自理能力较差的肾友而言，他们需要依赖家人长期协助，容易导致家庭纠纷，更会引发一系列情绪问题，例如因自卑造成社交障碍，终日躲在家中，成为隐蔽病人。

就肾友的身心支援上，红豆会与其他病人组织一样，定时举办节日聚会、运动日及旅行等联谊活动，希望令肾友能够走出阴霾，积极面对疾病。可是，我们认为政府坐拥庞大的财政资源，不应只集中资源帮助看得见的残障，更应体恤“看不见的残障”之弱势社群。

放宽伤津门槛

我们建议政府应考虑肾友在职场上面对的困境，重新评估肾友的“工作能力”，放宽肾友领伤残津贴的门槛。或许伤津的金额不高，但获取伤津的肾友同时可享受特惠交通补贴，一方面减轻肾友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更鼓励肾友多出行，参与联谊活动，可避免肾友成为隐蔽病人。由此可见，政府放宽领取伤津门槛，实在是一举多得。

21年前我得悉患肾衰竭，洗肾已达17年，我从不间断到大埔那打素医院肾科接受治疗，同时亦见证医护工作压力与日俱增。有红豆会创会成员忆述，大约20年前，大埔那打素医院刚投入服务，他是首20个肾病病人之一，当年有约3至4位医生照顾他们，促成紧密的医患关系，医生对每一个病人都瞭如指掌。

随着时代变迁，医疗需求大幅上升， 大埔那打素医院肾科须照顾近1000名病人，而肾科医生只有约10人，病人比例升至一对一百。即使我是资历较深的病人，几乎每次覆诊均要将病情从头描述一次，而医生也因时间紧迫，每次只可花数分钟诊症。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医疗服务质素无可避免地比过往逊色。

此外，我亦发现近年有大批内地基层退休人士移民来港，利用香港的医疗福利，甚至一过关立即到急症室“洗肾”。这不但更加深社会老龄化、医疗及福利压力，对本地人也不公平，我认为政府应严格检讨移民政策。

要增加医护人手，保持医疗服务质素，我认为政府应考虑就引入海外医生方面拆墙松绑，并要求他们在香港注册后，须在公立医院服务一段特定时间才可转到私人执业。我建议政府参考团结香港基金方案，如制订认可世界知名医学院名单，容许这些学院的医科毕业生到获认可的本港医院实习，然后成为正式注册医生。此外，政府也可考虑恢复回归前的制度，让在英联邦国家就读医科海外医生，在本港免试执业。

执笔至此，想起了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又名相思豆，诗人咏物抒情，思念远方的友人。至于我日思夜思的，只是身体里的两颗红豆，回复昔日健康。只可惜“红豆”熬成的伤口，一切都没有尽头。无休止的治疗，成为我们毕生的苦楚。我们谨盼政府能够在医疗政策上大刀阔斧，改弦更张，为肾友重建希望，减少折腾的痛苦，活得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