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團結香港基金社情研究主任 何杏研、助理研究員 區浩馳  

縱觀全球，無論是英、美，或是中國、新加坡的政制下，民間智庫在培養政治人才方面的成效都十分顯著，打造的人才「旋轉門」各有特色，深具參考作用。「旋轉門」是政治體制中的人才流動現象，即政府部門、智庫組織、私營企業之間的往復人員流動，官員卸任後可到智庫中進行研究或出任企業高管；反之亦然。

美國的旋轉門效果最爲明顯，由於政府影響力受到很多社會因素限制，很多政府部門無法建立起有效的政策研究部門，體制外的智庫因此成爲了政府用人和决策來源。在政黨輪替的政治大環境之下，新總統上台後，不少上一屆的政府官員會選擇到智庫任職，儲備實力等待再次擔任公職。以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爲例，他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軍備控制與裁軍局，國務院等不同政府部門和民間智庫之間多次來回，擔任不同要職，並在退出政壇後創立諮詢公司，聘用不少前官員擔任顧問，延續旋轉門文化。諮詢公司西行政大道（WestExec）由現任國務卿布蘭肯（Antony Blinken）創立，他曾擔任克林頓政府高職，在共和黨布殊政府期間擔任智庫高級研究員，又在奧巴馬政府期間回到政府擔任總統副助理和副總統國安顧問，顯示人才「旋轉門」在美國政治生態的重要性。

英國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和智庫之間的人員流動亦是十分常見。英國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所長特納（Adair Turner）曾在銀行業工作多年，在英國最主要的行業協會 - 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擔任過主席4年，更主持了英國政府養老金改革，並擔任過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局長。

在中國和新加坡的政治生態中，政府部門和智庫都屬體制內機構，但這並不妨礙人才旋轉門的運轉。中國方面，官辦中國社科院院長謝伏瞻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河南省省長和省委書記，隸屬高校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創辦人林毅夫則曾任政協經濟委副主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常委。

新加坡方面，東亞研究所的前身由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建立，其現任主席鄭國枰曾任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資公司前總裁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前副董事總經理，而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執行副主席王景榮和前任院長德斯加都曾任政府外交官。近期，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前主席戴尚志則被委任爲新加坡派駐希臘大使。
智庫的積極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能夠建立起足夠的政策影響力，政策影響力的呈現方式、影響範圍和程度也各有不同，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和智庫之間的人員流動是十分常見。若香港特區政府能善用智庫，培養政治人才，建立人才「旋轉門」，將可與特區政府相輔相成，成爲愛國愛港陣營重要的民間力量之餘，亦會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效有所裨益，爲優化管治效率帶來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