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社情研究主任 何杏研、助理研究员 区浩驰  

纵观全球，无论是英、美，或是中国、新加坡的政制下，民间智库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的成效都十分显着，打造的人才“旋转门”各有特色，深具参考作用。“旋转门”是政治体制中的人才流动现象，即政府部门、智库组织、私营企业之间的往复人员流动，官员卸任后可到智库中进行研究或出任企业高管；反之亦然。

美国的旋转门效果最为明显，由于政府影响力受到很多社会因素限制，很多政府部门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政策研究部门，体制外的智库因此成为了政府用人和决策来源。在政党轮替的政治大环境之下，新总统上台后，不少上一届的政府官员会选择到智库任职，储备实力等待再次担任公职。以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为例，他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军备控制与裁军局，国务院等不同政府部门和民间智库之间多次来回，担任不同要职，并在退出政坛后创立谘询公司，聘用不少前官员担任顾问，延续旋转门文化。谘询公司西行政大道（WestExec）由现任国务卿布兰肯（Antony Blinken）创立，他曾担任克林顿政府高职，在共和党布殊政府期间担任智库高级研究员，又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回到政府担任总统副助理和副总统国安顾问，显示人才“旋转门”在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性。

英国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和智库之间的人员流动亦是十分常见。英国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所长特纳（Adair Turner）曾在银行业工作多年，在英国最主要的行业协会 - 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担任过主席4年，更主持了英国政府养老金改革，并担任过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局长。

在中国和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中，政府部门和智库都属体制内机构，但这并不妨碍人才旋转门的运转。中国方面，官办中国社科院院长谢伏瞻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河南省省长和省委书记，隶属高校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办人林毅夫则曾任政协经济委副主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

新加坡方面，东亚研究所的前身由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建立，其现任主席郑国枰曾任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公司前总裁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前副董事总经理，而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执行副主席王景荣和前任院长德斯加都曾任政府外交官。近期，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前主席戴尚志则被委任为新加坡派驻希腊大使。
智库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建立起足够的政策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的呈现方式、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各有不同，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和智库之间的人员流动是十分常见。若香港特区政府能善用智库，培养政治人才，建立人才“旋转门”，将可与特区政府相辅相成，成为爱国爱港阵营重要的民间力量之余，亦会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效有所裨益，为优化管治效率带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