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美香  資深傳媒人

徐立之家族三代輩出豪傑：祖父是商人，父親是文人，徐立之是科學家。祖父 徐少波原籍山東，南來杭州做生意，當年富裕顯達，獨家代理美國靛青顏料、經營冰糖生意、布廠、綢莊、錢莊、染織廠，又是知味觀合夥人，該餐館現已成連鎖店聞名杭州。父親徐正旅（原名秋華、別號不孤），師從多位國畫大師，是個不折不扣的文人，擅於繪畫、書法、文學、京戲、吟詩作對、無一不精；他精熟小楷，其書法造詣比印刷字體更端正美觀，曾為沙孟海推薦為蔣介石宗譜的纂修人員之一。徐立之沒有遺傳上兩代的商界、文人基因，自闢蹊徑，成為國際著名的遺傳學權威，令香港科學界引以為傲。

生長在富貴人家的徐正旅，在解放後，五十年代初只帶了兩元，拖著兩歲大的兒子立之，從內地來港，可能從來沒想過定居香港，所以後來在七十年代中成立「杭州同鄉會」時，也加進了「旅港」兩字。父親到港後得到不少朋友幫忙，為了生計，從文書到推銷經紀，做了不少的行業。徐立之在他父親的遺物中找到當年父親被友邦(AIA)人壽保險解僱的一封信；他說大概是父親文人不擅推銷，只做親友生意，廣東話又不靈光，無法開拓，所以被炒掉了。

幼年顛沛流離

徐立之1950年12月21日出生於上海。徐家來港時可說是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亦曾寄人籬下，住過北角、鑽石山大磡村，雖然家庭不是十分貧窮，但生活也算是艱苦。後來一家七口租住牛池灣啟德大廈一個小房間，相當侷促。徐立之父親在港工作，母親及妹妹更一度折返內地，居住了近一年半後再次回港全家重聚。由於居無定所，小時候的徐立之，念了四所小學。

現在青年人很難想像當年念書的艱辛。「最初來港，父親外出工作，把立之放在有如日托的學店，在一房間裡由一至三年級學生都在一起上課，小息時須把枱子挪移一邊，騰出空間才可有地方讓學生玩。不過父親始終認為讀書重要，把立之送進大坑道上的真光小學，私立學校的學費相當貴，令窮困家境雪上加霜。之後搬去鑽石山大磡村，為了念免費的教會學校 --- 恩光小學，他跑到牛池灣，原本應念小二下學期的，但沒有名額，只好念小三，每天付五仙坐著無牌小巴，小孩子踎著大板凳赴他區上學去。念了半個學期，到了小四，該校要改建，又找到佐敦谷徙置區一棟七層大廈地面的庇護十二小學分校，該校也是免費的教會學校。」

當年能念畢小學已不錯，能念中學更是了不得的事。他說，1962年年小學畢業，參與第二屆升中試，一班45人，上午班派22人去考，只有7人考上中學；下午班有45人，派7人去考，只有1人考上中學。當年資源非常有限，徐立之小學走讀了四間，考上中學也要奔波走讀。教育官推薦他就讀於巴富街一間新的中學，但並未建好校舍，先後借用九龍工業中學、福華街實用中學。「我們上午在人家的校舍上課，下午交還原校學生上堂。念了三年，至中四巴富街校舍才正式落成使用。」後來他畢業後，該中學由街名升格為地區名稱，由巴富街正名為何文田官立中學，徐立之是第三屆學生。

現在人人用手提電話很平常，當年打電話要問人借用的。在小學畢業後四年，即1966年，好不容易才聯絡到當年的同學們， 一起去梅窩旅行。他的小學同學看來都很成熟，其實有的在小四入學時已有二十歲。1967年他會考取得2A4C， 生物及英文拿A。1968年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考試，由於生物科成績優秀，獲新亞書院取錄，念生物系。1972年取得學士學位。

不愛背書，寧要智慧

徐立之小小年紀便戴眼鏡，他笑說：「並非勤力念書所致，最不愛記誦，不愛看電影，但喜歡看電視紀錄片。」叫徐立之看科學文章可以，不能背出來，但擅於理解與推理，可以細緻解釋事物。「最怕念中國歷史，那年那位諸侯在那裏殺掉那位諸侯，怎背呀？應從中悟到甚麼教訓便可。我不要知識，要智識，亦即智慧。」作為遺傳學專家，徐立之深明生物多樣性，遺傳基因人人不同。他說：「教育主要是給同學學以致用，不應叫同學死背書。」

中學時期，徐立之曾嚐考試一百分的滋味，不是生物科，而是幾何。「我的三維思考、幾何概念不錯；但念到中三便沒有該科了。從此不再得過一百分。」他顯得有點遺憾似的。

「我對生命現象有感覺，但生物也要背很多名詞，可以說是理科中的文科。要分類等級包括：界、門、綱、目、科、屬、種，那些無脊椎動物的名詞很多，很難記呀 !」徐立之不擅背誦，大學只獲三級榮譽畢業，不符合念碩士的資格，卻幸得留美回港的麥繼強教授破格收錄。「我念大學時，生物學成績其實不比化學好；尤其是化學實驗課，老師仍未講解完畢，我已把實驗儀器裝置妥，效率高、動作快而準，成果自然好，得分又高。女同學都喜歡跟我同組，因我做實驗一定成功，她們只需花時間看守著等候化學反應和結果，我卻可以溜去打球。」他說：「我大一暑假協助老師抄鋼版筆記，以便印製講義，同學們能背誦筆記的都考得好成績，我則幾乎不合格，令老師大跌眼鏡。」徐立之僥倖以備取身份，獲麥老師收錄在中大繼續念碩士。

碩士畢業後很想出國留學，曾寄出五十封信，只有三間大學願意收錄，卻沒有提供助學金。當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生物學泰斗何潛教授在港講課，並與研究生談話，徐立之的自我介紹和研究成果吸引到他的注意，後更得其穿針引線，成功到美國匹茨堡大學繼續深造，師承DNA 之父James Watson 的閉門學生Roger Hendrix。1979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徐立之原本打算回港任教，但在港大與中大均未能取得教席。後來到美國田納西州做癌症研究，但因堅持自己前沿的研究方法，幾乎跟上級鬧翻了。在機緣巧合之下，1981年到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工作，漸漸建立遺傳學權威的地位。

不愛行政，但得人緣

徐立之喜歡觀察生物世界，對生物的構造、生命特別有感受。小時候他住在大磡村，愛在大觀園農場捉蝌蚪、玩昆蟲；念到蝴蝶生命史，他則繪畫出其卵、幼蟲、蛹、成蟲的生命周期。中學時他參加過科學展覽。大學時又愛搜集標本。徐立之的個性，平實而聰穎，孜孜不倦去做實驗，又愛分享，廣得人心，具備了做科學家的條件。

「中學時沒有做過領袖生，但我愛圖案設計，校內比賽屢得首獎。有一次校長叫我到辦公室，為了慶祝聖誕節，給了我三十元任由布置禮堂。我召集了同學們一起買縐紙、汽球材料去做，大家合作很好。大學一年班獲選為班代表，又做過系會主席，搞過不少活動。一年一度大露營，一百多人，租營幕，帶食物，生火，煮吃，連人家不做的燒飯雜務，我都做。」徐立之正直勤快，同學們都肯聽從他的。他不愛指揮人家去做，沒想過邀功，願意親力親為，大家互助合作，總能把事情辦妥。徐立之領導團隊的信心漸漸建立起來。「做科學家需要分享，不是要別人服從，而是大家團結去做實驗，組成大聯盟。我不愛行政，自己認識人多就負責統籌，很多行政人員幫助我。」徐組織團隊很有凝聚力，尤似一顆磁石，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他在多倫多病童醫院的實驗室有二十多人，算是規模不錯，實驗室面積只有二千方呎，但已是別人的四倍，感到不好意思了。他的一位學生繼承了他的實驗室，現在擴充至四萬方呎，是之前的二十倍！」

徐立之懂得找研究方向，當年分子生物學正是前沿學科，發展精彩。他以白人常見遺傳病「嚢狀纖維症」為研究重點，發病率為三千有一；一般白人二十五有一是基因攜帶者，屬隱性遺傳病，沒有病癥。如果不幸得了該遺傳病，兒童早期發病，所有外分泌都不正常，汗的鹽分高，腸分泌影響消化能力，肺裏長年有細菌寄生，且容易患肺炎，不易長大成人。

有系統尋找致病基因

人類的基因數約三萬個，共有二十三條染色體。在1985年，徐立之的第一個突破是他首先確定嚢狀纖維症的致病基因在第七條染色體上。但是這染色體裡面有二千多個基因，怎樣找出致病基因？他打個比如說，一套基因百科全書有二十三冊，我們找到第七冊是遺傳致病基因之所在地，因為發病常與此有關。當然我們需要靠精密的分析，方能確定找出致病的細節。「我們有系統的一頁一頁去翻，只要作出假設是對的，一定能找到致病基因，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在三萬個基因中找出關鍵，仿如大海撈針？徐立之再深入淺出解說：「譬如我們在全港各區有系統的搜索，結果知道油麻地有線索，但油麻地也很大，不知那幢大廈？是住屋？辦公室？還是貨倉？我們逐家去搜，確定那間屋之後，也不知屋裡什麼壞掉了？是把門鎖？水電？燈泡？煤氣？我們靠分析DNA序列，進行很多分子生物學的實驗；也與很多醫生及病人合作，與世界多方面分享及配合。「發現缺陷基因，非常神奇。」

當年有別的團隊比徐立之早兩年宣布找到該病的關鍵基因。「當他們宣布找出致病基因後，多個團隊沒有仔細分析，便以為成功已被拿走了，就沒有繼續做下去。當時是1987年。我實驗室裏的研究員們也覺沮喪，感覺浪費了精力；但我鼓勵他們堅持下去，繼續找我們要找的基因。因為一來仍有很多與疾病相關的分析可以做；再者，他們雖在第七條染色體位置相近的地方找了一個基因，但未有發表證據證明那是嚢狀纖維症致病的基因。結果亦是如是，他們很快也宣布他們發現的基因是不對的。我們的團隊從未放棄，終於在1989年找到真正的致病關鍵。」徐立之領導團隊埋首研究，抱著科學家的精神，求真、不懈探索，總共用了七年時間終找出第七條染色體的缺陷基因。原來這基因是製造細胞膜上的氯離子的通道；通道出現問題，影響到外分泌的流通。該突破成果在醫藥遺傳界是一項的創新，對其他遺傳病的研究有絕對引領的作用。對病人更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因為科學家可以從此有系統地尋找能夠治療病患的藥物；此外基因攜帶者可以用DNA檢查出來，也可以做產前測試。

「每個細胞都有基因，科學家很偉大，研究成果令藥物無孔不入，小分子可把壞了的氯離子通道矯正，病人吃藥可以發揮療效。透過食物補充營養、抗生素加上物理治療亦減低了肺部感染，防止氣管閉塞。」他說，幸好藥物可以對基因缺陷引致的損壞氯離子通道產生矯正反應，沒有副作用。雖然現在的小分子藥物只能治療一小部分的病人，但隨著科研進步，新的藥物不斷產生，相信不久更多病人可以康復得更好。

贏得專利  視作心中富

這些致病基因的訊息，可以用作測試胎兒，及早得知基因是否有缺陷，那便意味著對生育的抉擇，母親可以墮胎；這涉及利用基因測試，呈現倫理及道德問題。「我希望發現這基因不只是用於測試，而是可用專利去做有效治療；我沒有能力去發展治療，所以只能從旁協助其他專家；我則繼續在遺傳學的領域鑽研。」是什麼推動他鍥而不捨去做科研呢？徐立之堅持：認知真相，為他人救命。

一般認為，專利涉及技術。找出致病基因，何以是一個專利？「發現客觀存在的，不是專利；發明前所未有而具實用性的，才是專利。以煤碳為例：找出煤碳的存在，是發現；找出煤碳燃燒後可生熱，便是發明，可以申請專利。」

「我們做出的科研結果可作基因測試，去篩選藥物，找出治療方法，因而能享受專利的成果。」徐教授 1989年發現致病基因的奧秘，估計二十多年來專利費共獲上億港元。他說，當年有三個實驗室合夥研究，扣除成本及回饋當年支持研究的基金會後，他領導的小組作為主要貢獻者，獲享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給自己，其餘的給實驗室同事。現在他的一份已累計超過一千萬港元，一直存放在多倫多病童醫院，並最近決定用以成立獎學金。科研一旦獲成功應用，能轉化為藥物或產品，這如同印銀子？他說：「專利是有時限的啊 ! 」至今他仍每季收到專利費報告，能享受多久呢？徐立之不太在意的說：「我不知道。」他認為，救人所得的喜悅，大大於實際經濟收益。

以「煲飯」論科學

 科學家做實驗，一步一腳印，欲速則不達。徐立之在求學時導師給予他充分空間去做科研，所以他特別感恩。

「我希望社會各界對科研都有點耐性。研究資助機構不要經常審查項目成果，亦請政府官員、UGC以及立法會議員相信院校的完善機制，不必要經常向院校提問、審查，令院校因而很花人手去處理。我總覺得香港大學教務處大概有一半的人手是負責處理各種審查及回答提問的，他們變成著力於報告，資源易陷於錯配，做不了實事來。」徐立之對官僚行政，有所抱怨。

徐教授以「煲飯」論科研，強調要耐心靜候成果的誕生。他懂得煮飯，最愛以煲飯論說：「煲飯不宜經常打開飯蓋看，如果相信這系統，飯有泡出，你便收細火慢慢等收水；否則一味去打開蓋，用筷子搞下，就煑極都唔會熟 ! 」

他又比喻教育與科研如同「食飯」，是社會必需品，不只是產業這簡單，不能過於急功近利。「香港這個商業社會，要求快速回報，以致創新、創業的人難有生存空間。」徐立之鼓勵年輕人抱著滿腔熱誠與信念，按步就班去做科學研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其探索之道。科學家看到小小的東西，便聯想到背後的大問題。徐立之能耐心觀察，掌握鑄造科研成功的奧秘。 

科學頭腦，不擅政治

科學熱愛探索生命，政治與行政，繁雜瑣事，並非他那杯茶。2002 – 2014年他就任香港大學校長，談及中國副總理李克強來訪引起的「八一八風波」，他自嘲「拙於詞令」，不幸在爭議聲中離任。徐立之被傳媒指缺乏政治敏感度，是個不會說謊的老實人。他認為，社會爭議多，人與人之間應多點包容。

徐教授主張給予學生探索空間，不要施以太大考核壓力。面對商界要求急速回報，他呼籲社會一旦提供資金，應容許年輕人有創業失敗的空間。對於空間感的重視，徐立之連挑選辦公室傢俬都要講究。他說：「辦公室地方少，書桌不能低，沙發與茶几可矮小一些，令室內享有較大的視野空間。」

可見，徐立之崇尚的空間感，乃面對教育、創業、生活環境、待人處事的方方面面，跟其科學家耐心探索的廣闊心胸，不謀而合。

科學家做模特兒

徐立之看著自己的照片，一張一張的翻看，彷彿也在研究生命的軌跡，說道：「你看，我中五還是瘦削男孩，中六便生長發育，強壯起來。」如今走在路上的他，胖胖的，穿上西裝、頂著肚腩子，肩負背包，裝束突破了傳統，新一代或覺這很潮。鮮為人知的是，徐立之做過模特兒。他說：「 當年在加拿大做一模特兒，是為支持他遺傳病研究的NGO籌款，所以樂於一試。」

徐立之為人寬容，對待學術一絲不苟，嚴謹不苛。據報導，他向研究生的謹密提問可迫得對方哭起來。徐立之發表了超過三百篇經同行評審的科學論文及六十五篇受邀文章。他的傑出成就為其帶來許多國家級奬項及國際榮譽，包括：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倫敦皇家學會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加拿大醫學殿堂榜的桂冠學人，以及最近更被推選為港科院創院院長。

出生於上海，成長於香港，深造於美國，成就於加國。徐立之把其畢生科研的精粹，最終投放於香港；以其科學家的智慧，剖析出香港科研落後的缺陷基因，並提出解決之道，冀望香港能急起直追，成功在望。

原文刊於《今日中國》2016年3月號，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