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之：改造香港科研的基因
徐立之：改造香港科研的基因
撰文：廖美香 资深传媒人
徐立之家族三代辈出豪杰：祖父是商人，父亲是文人，徐立之是科学家。祖父 徐少波原籍山东，南来杭州做生意，当年富裕显达，独家代理美国靛青颜料、经营冰糖生意、布厂、绸庄、钱庄、染织厂，又是知味观合夥人，该餐馆现已成连锁店闻名杭州。父亲徐正旅（原名秋华、别号不孤），师从多位国画大师，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人，擅于绘画、书法、文学、京戏、吟诗作对、无一不精；他精熟小楷，其书法造诣比印刷字体更端正美观，曾为沙孟海推荐为蒋介石宗谱的纂修人员之一。徐立之没有遗传上两代的商界、文人基因，自辟蹊径，成为国际着名的遗传学权威，令香港科学界引以为傲。
生长在富贵人家的徐正旅，在解放后，五十年代初只带了两元，拖着两岁大的儿子立之，从内地来港，可能从来没想过定居香港，所以后来在七十年代中成立“杭州同乡会”时，也加进了“旅港”两字。父亲到港后得到不少朋友帮忙，为了生计，从文书到推销经纪，做了不少的行业。徐立之在他父亲的遗物中找到当年父亲被友邦(AIA)人寿保险解雇的一封信；他说大概是父亲文人不擅推销，只做亲友生意，广东话又不灵光，无法开拓，所以被炒掉了。
幼年颠沛流离
徐立之1950年12月21日出生于上海。徐家来港时可说是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亦曾寄人篱下，住过北角、钻石山大磡村，虽然家庭不是十分贫穷，但生活也算是艰苦。后来一家七口租住牛池湾启德大厦一个小房间，相当局促。徐立之父亲在港工作，母亲及妹妹更一度折返内地，居住了近一年半后再次回港全家重聚。由于居无定所，小时候的徐立之，念了四所小学。
现在青年人很难想像当年念书的艰辛。“最初来港，父亲外出工作，把立之放在有如日托的学店，在一房间里由一至三年级学生都在一起上课，小息时须把枱子挪移一边，腾出空间才可有地方让学生玩。不过父亲始终认为读书重要，把立之送进大坑道上的真光小学，私立学校的学费相当贵，令穷困家境雪上加霜。之后搬去钻石山大磡村，为了念免费的教会学校 --- 恩光小学，他跑到牛池湾，原本应念小二下学期的，但没有名额，只好念小三，每天付五仙坐着无牌小巴，小孩子踎着大板凳赴他区上学去。念了半个学期，到了小四，该校要改建，又找到佐敦谷徙置区一栋七层大厦地面的庇护十二小学分校，该校也是免费的教会学校。”
当年能念毕小学已不错，能念中学更是了不得的事。他说，1962年年小学毕业，参与第二届升中试，一班45人，上午班派22人去考，只有7人考上中学；下午班有45人，派7人去考，只有1人考上中学。当年资源非常有限，徐立之小学走读了四间，考上中学也要奔波走读。教育官推荐他就读于巴富街一间新的中学，但并未建好校舍，先后借用九龙工业中学、福华街实用中学。“我们上午在人家的校舍上课，下午交还原校学生上堂。念了三年，至中四巴富街校舍才正式落成使用。”后来他毕业后，该中学由街名升格为地区名称，由巴富街正名为何文田官立中学，徐立之是第三届学生。
现在人人用手提电话很平常，当年打电话要问人借用的。在小学毕业后四年，即1966年，好不容易才联络到当年的同学们， 一起去梅窝旅行。他的小学同学看来都很成熟，其实有的在小四入学时已有二十岁。1967年他会考取得2A4C， 生物及英文拿A。1968年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入学考试，由于生物科成绩优秀，获新亚书院取录，念生物系。1972年取得学士学位。
不爱背书，宁要智慧
徐立之小小年纪便戴眼镜，他笑说：“并非勤力念书所致，最不爱记诵，不爱看电影，但喜欢看电视纪录片。”叫徐立之看科学文章可以，不能背出来，但擅于理解与推理，可以细致解释事物。“最怕念中国历史，那年那位诸侯在那里杀掉那位诸侯，怎背呀？应从中悟到甚么教训便可。我不要知识，要智识，亦即智慧。”作为遗传学专家，徐立之深明生物多样性，遗传基因人人不同。他说：“教育主要是给同学学以致用，不应叫同学死背书。”
中学时期，徐立之曾尝考试一百分的滋味，不是生物科，而是几何。“我的三维思考、几何概念不错；但念到中三便没有该科了。从此不再得过一百分。”他显得有点遗憾似的。
“我对生命现象有感觉，但生物也要背很多名词，可以说是理科中的文科。要分类等级包括：界、门、纲、目、科、属、种，那些无脊椎动物的名词很多，很难记呀 !”徐立之不擅背诵，大学只获三级荣誉毕业，不符合念硕士的资格，却幸得留美回港的麦继强教授破格收录。“我念大学时，生物学成绩其实不比化学好；尤其是化学实验课，老师仍未讲解完毕，我已把实验仪器装置妥，效率高、动作快而准，成果自然好，得分又高。女同学都喜欢跟我同组，因我做实验一定成功，她们只需花时间看守着等候化学反应和结果，我却可以溜去打球。”他说：“我大一暑假协助老师抄钢版笔记，以便印制讲义，同学们能背诵笔记的都考得好成绩，我则几乎不合格，令老师大跌眼镜。”徐立之侥幸以备取身份，获麦老师收录在中大继续念硕士。
硕士毕业后很想出国留学，曾寄出五十封信，只有三间大学愿意收录，却没有提供助学金。当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生物学泰斗何潜教授在港讲课，并与研究生谈话，徐立之的自我介绍和研究成果吸引到他的注意，后更得其穿针引线，成功到美国匹茨堡大学继续深造，师承DNA 之父James Watson 的闭门学生Roger Hendrix。197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徐立之原本打算回港任教，但在港大与中大均未能取得教席。后来到美国田纳西州做癌症研究，但因坚持自己前沿的研究方法，几乎跟上级闹翻了。在机缘巧合之下，1981年到加拿大多伦多病童医院工作，渐渐建立遗传学权威的地位。
不爱行政，但得人缘
徐立之喜欢观察生物世界，对生物的构造、生命特别有感受。小时候他住在大磡村，爱在大观园农场捉蝌蚪、玩昆虫；念到蝴蝶生命史，他则绘画出其卵、幼虫、蛹、成虫的生命周期。中学时他参加过科学展览。大学时又爱搜集标本。徐立之的个性，平实而聪颖，孜孜不倦去做实验，又爱分享，广得人心，具备了做科学家的条件。
“中学时没有做过领袖生，但我爱图案设计，校内比赛屡得首奖。有一次校长叫我到办公室，为了庆祝圣诞节，给了我三十元任由布置礼堂。我召集了同学们一起买绉纸、汽球材料去做，大家合作很好。大学一年班获选为班代表，又做过系会主席，搞过不少活动。一年一度大露营，一百多人，租营幕，带食物，生火，煮吃，连人家不做的烧饭杂务，我都做。”徐立之正直勤快，同学们都肯听从他的。他不爱指挥人家去做，没想过邀功，愿意亲力亲为，大家互助合作，总能把事情办妥。徐立之领导团队的信心渐渐建立起来。“做科学家需要分享，不是要别人服从，而是大家团结去做实验，组成大联盟。我不爱行政，自己认识人多就负责统筹，很多行政人员帮助我。”徐组织团队很有凝聚力，尤似一颗磁石，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他在多伦多病童医院的实验室有二十多人，算是规模不错，实验室面积只有二千方尺，但已是别人的四倍，感到不好意思了。他的一位学生继承了他的实验室，现在扩充至四万方尺，是之前的二十倍！”
徐立之懂得找研究方向，当年分子生物学正是前沿学科，发展精彩。他以白人常见遗传病“嚢状纤维症”为研究重点，发病率为三千有一；一般白人二十五有一是基因携带者，属隐性遗传病，没有病症。如果不幸得了该遗传病，儿童早期发病，所有外分泌都不正常，汗的盐分高，肠分泌影响消化能力，肺里长年有细菌寄生，且容易患肺炎，不易长大成人。
有系统寻找致病基因
人类的基因数约三万个，共有二十三条染色体。在1985年，徐立之的第一个突破是他首先确定嚢状纤维症的致病基因在第七条染色体上。但是这染色体里面有二千多个基因，怎样找出致病基因？他打个比如说，一套基因百科全书有二十三册，我们找到第七册是遗传致病基因之所在地，因为发病常与此有关。当然我们需要靠精密的分析，方能确定找出致病的细节。“我们有系统的一页一页去翻，只要作出假设是对的，一定能找到致病基因，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在三万个基因中找出关键，仿如大海捞针？徐立之再深入浅出解说：“譬如我们在全港各区有系统的搜索，结果知道油麻地有线索，但油麻地也很大，不知那幢大厦？是住屋？办公室？还是货仓？我们逐家去搜，确定那间屋之后，也不知屋里什么坏掉了？是把门锁？水电？灯泡？煤气？我们靠分析DNA序列，进行很多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也与很多医生及病人合作，与世界多方面分享及配合。“发现缺陷基因，非常神奇。”
当年有别的团队比徐立之早两年宣布找到该病的关键基因。“当他们宣布找出致病基因后，多个团队没有仔细分析，便以为成功已被拿走了，就没有继续做下去。当时是1987年。我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们也觉沮丧，感觉浪费了精力；但我鼓励他们坚持下去，继续找我们要找的基因。因为一来仍有很多与疾病相关的分析可以做；再者，他们虽在第七条染色体位置相近的地方找了一个基因，但未有发表证据证明那是嚢状纤维症致病的基因。结果亦是如是，他们很快也宣布他们发现的基因是不对的。我们的团队从未放弃，终于在1989年找到真正的致病关键。”徐立之领导团队埋首研究，抱着科学家的精神，求真、不懈探索，总共用了七年时间终找出第七条染色体的缺陷基因。原来这基因是制造细胞膜上的氯离子的通道；通道出现问题，影响到外分泌的流通。该突破成果在医药遗传界是一项的创新，对其他遗传病的研究有绝对引领的作用。对病人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科学家可以从此有系统地寻找能够治疗病患的药物；此外基因携带者可以用DNA检查出来，也可以做产前测试。
“每个细胞都有基因，科学家很伟大，研究成果令药物无孔不入，小分子可把坏了的氯离子通道矫正，病人吃药可以发挥疗效。透过食物补充营养、抗生素加上物理治疗亦减低了肺部感染，防止气管闭塞。”他说，幸好药物可以对基因缺陷引致的损坏氯离子通道产生矫正反应，没有副作用。虽然现在的小分子药物只能治疗一小部分的病人，但随着科研进步，新的药物不断产生，相信不久更多病人可以康复得更好。
赢得专利 视作心中富
这些致病基因的讯息，可以用作测试胎儿，及早得知基因是否有缺陷，那便意味着对生育的抉择，母亲可以堕胎；这涉及利用基因测试，呈现伦理及道德问题。“我希望发现这基因不只是用于测试，而是可用专利去做有效治疗；我没有能力去发展治疗，所以只能从旁协助其他专家；我则继续在遗传学的领域钻研。”是什么推动他锲而不舍去做科研呢？徐立之坚持：认知真相，为他人救命。
一般认为，专利涉及技术。找出致病基因，何以是一个专利？“发现客观存在的，不是专利；发明前所未有而具实用性的，才是专利。以煤碳为例：找出煤碳的存在，是发现；找出煤碳燃烧后可生热，便是发明，可以申请专利。”
“我们做出的科研结果可作基因测试，去筛选药物，找出治疗方法，因而能享受专利的成果。”徐教授 1989年发现致病基因的奥秘，估计二十多年来专利费共获上亿港元。他说，当年有三个实验室合夥研究，扣除成本及回馈当年支持研究的基金会后，他领导的小组作为主要贡献者，获享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给自己，其余的给实验室同事。现在他的一份已累计超过一千万港元，一直存放在多伦多病童医院，并最近决定用以成立奖学金。科研一旦获成功应用，能转化为药物或产品，这如同印银子？他说：“专利是有时限的啊 ! ”至今他仍每季收到专利费报告，能享受多久呢？徐立之不太在意的说：“我不知道。”他认为，救人所得的喜悦，大大于实际经济收益。
以“煲饭”论科学
科学家做实验，一步一脚印，欲速则不达。徐立之在求学时导师给予他充分空间去做科研，所以他特别感恩。
“我希望社会各界对科研都有点耐性。研究资助机构不要经常审查项目成果，亦请政府官员、UGC以及立法会议员相信院校的完善机制，不必要经常向院校提问、审查，令院校因而很花人手去处理。我总觉得香港大学教务处大概有一半的人手是负责处理各种审查及回答提问的，他们变成着力于报告，资源易陷于错配，做不了实事来。”徐立之对官僚行政，有所抱怨。
徐教授以“煲饭”论科研，强调要耐心静候成果的诞生。他懂得煮饭，最爱以煲饭论说：“煲饭不宜经常打开饭盖看，如果相信这系统，饭有泡出，你便收细火慢慢等收水；否则一味去打开盖，用筷子搞下，就煑极都唔会熟 ! ”
他又比喻教育与科研如同“食饭”，是社会必需品，不只是产业这简单，不能过于急功近利。“香港这个商业社会，要求快速回报，以致创新、创业的人难有生存空间。”徐立之鼓励年轻人抱着满腔热诚与信念，按步就班去做科学研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其探索之道。科学家看到小小的东西，便联想到背后的大问题。徐立之能耐心观察，掌握铸造科研成功的奥秘。
科学头脑，不擅政治
科学热爱探索生命，政治与行政，繁杂琐事，并非他那杯茶。2002 – 2014年他就任香港大学校长，谈及中国副总理李克强来访引起的“八一八风波”，他自嘲“拙于词令”，不幸在争议声中离任。徐立之被传媒指缺乏政治敏感度，是个不会说谎的老实人。他认为，社会争议多，人与人之间应多点包容。
徐教授主张给予学生探索空间，不要施以太大考核压力。面对商界要求急速回报，他呼吁社会一旦提供资金，应容许年轻人有创业失败的空间。对于空间感的重视，徐立之连挑选办公室家俬都要讲究。他说：“办公室地方少，书桌不能低，沙发与茶几可矮小一些，令室内享有较大的视野空间。”
可见，徐立之崇尚的空间感，乃面对教育、创业、生活环境、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跟其科学家耐心探索的广阔心胸，不谋而合。
科学家做模特儿
徐立之看着自己的照片，一张一张的翻看，彷佛也在研究生命的轨迹，说道：“你看，我中五还是瘦削男孩，中六便生长发育，强壮起来。”如今走在路上的他，胖胖的，穿上西装、顶着肚腩子，肩负背包，装束突破了传统，新一代或觉这很潮。鲜为人知的是，徐立之做过模特儿。他说：“ 当年在加拿大做一模特儿，是为支持他遗传病研究的NGO筹款，所以乐于一试。”
徐立之为人宽容，对待学术一丝不苟，严谨不苛。据报导，他向研究生的谨密提问可迫得对方哭起来。徐立之发表了超过三百篇经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及六十五篇受邀文章。他的杰出成就为其带来许多国家级奬项及国际荣誉，包括：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伦敦皇家学会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加拿大医学殿堂榜的桂冠学人，以及最近更被推选为港科院创院院长。
出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深造于美国，成就于加国。徐立之把其毕生科研的精粹，最终投放于香港；以其科学家的智慧，剖析出香港科研落后的缺陷基因，并提出解决之道，冀望香港能急起直追，成功在望。
原文刊于《今日中国》2016年3月号，获作者授权转载。
撰文：廖美香 资深传媒人
徐立之家族三代辈出豪杰：祖父是商人，父亲是文人，徐立之是科学家。祖父 徐少波原籍山东，南来杭州做生意，当年富裕显达，独家代理美国靛青颜料、经营冰糖生意、布厂、绸庄、钱庄、染织厂，又是知味观合夥人，该餐馆现已成连锁店闻名杭州。父亲徐正旅（原名秋华、别号不孤），师从多位国画大师，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人，擅于绘画、书法、文学、京戏、吟诗作对、无一不精；他精熟小楷，其书法造诣比印刷字体更端正美观，曾为沙孟海推荐为蒋介石宗谱的纂修人员之一。徐立之没有遗传上两代的商界、文人基因，自辟蹊径，成为国际着名的遗传学权威，令香港科学界引以为傲。
生长在富贵人家的徐正旅，在解放后，五十年代初只带了两元，拖着两岁大的儿子立之，从内地来港，可能从来没想过定居香港，所以后来在七十年代中成立“杭州同乡会”时，也加进了“旅港”两字。父亲到港后得到不少朋友帮忙，为了生计，从文书到推销经纪，做了不少的行业。徐立之在他父亲的遗物中找到当年父亲被友邦(AIA)人寿保险解雇的一封信；他说大概是父亲文人不擅推销，只做亲友生意，广东话又不灵光，无法开拓，所以被炒掉了。
幼年颠沛流离
徐立之1950年12月21日出生于上海。徐家来港时可说是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亦曾寄人篱下，住过北角、钻石山大磡村，虽然家庭不是十分贫穷，但生活也算是艰苦。后来一家七口租住牛池湾启德大厦一个小房间，相当局促。徐立之父亲在港工作，母亲及妹妹更一度折返内地，居住了近一年半后再次回港全家重聚。由于居无定所，小时候的徐立之，念了四所小学。
现在青年人很难想像当年念书的艰辛。“最初来港，父亲外出工作，把立之放在有如日托的学店，在一房间里由一至三年级学生都在一起上课，小息时须把枱子挪移一边，腾出空间才可有地方让学生玩。不过父亲始终认为读书重要，把立之送进大坑道上的真光小学，私立学校的学费相当贵，令穷困家境雪上加霜。之后搬去钻石山大磡村，为了念免费的教会学校 --- 恩光小学，他跑到牛池湾，原本应念小二下学期的，但没有名额，只好念小三，每天付五仙坐着无牌小巴，小孩子踎着大板凳赴他区上学去。念了半个学期，到了小四，该校要改建，又找到佐敦谷徙置区一栋七层大厦地面的庇护十二小学分校，该校也是免费的教会学校。”
当年能念毕小学已不错，能念中学更是了不得的事。他说，1962年年小学毕业，参与第二届升中试，一班45人，上午班派22人去考，只有7人考上中学；下午班有45人，派7人去考，只有1人考上中学。当年资源非常有限，徐立之小学走读了四间，考上中学也要奔波走读。教育官推荐他就读于巴富街一间新的中学，但并未建好校舍，先后借用九龙工业中学、福华街实用中学。“我们上午在人家的校舍上课，下午交还原校学生上堂。念了三年，至中四巴富街校舍才正式落成使用。”后来他毕业后，该中学由街名升格为地区名称，由巴富街正名为何文田官立中学，徐立之是第三届学生。
现在人人用手提电话很平常，当年打电话要问人借用的。在小学毕业后四年，即1966年，好不容易才联络到当年的同学们， 一起去梅窝旅行。他的小学同学看来都很成熟，其实有的在小四入学时已有二十岁。1967年他会考取得2A4C， 生物及英文拿A。1968年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入学考试，由于生物科成绩优秀，获新亚书院取录，念生物系。1972年取得学士学位。
不爱背书，宁要智慧
徐立之小小年纪便戴眼镜，他笑说：“并非勤力念书所致，最不爱记诵，不爱看电影，但喜欢看电视纪录片。”叫徐立之看科学文章可以，不能背出来，但擅于理解与推理，可以细致解释事物。“最怕念中国历史，那年那位诸侯在那里杀掉那位诸侯，怎背呀？应从中悟到甚么教训便可。我不要知识，要智识，亦即智慧。”作为遗传学专家，徐立之深明生物多样性，遗传基因人人不同。他说：“教育主要是给同学学以致用，不应叫同学死背书。”
中学时期，徐立之曾尝考试一百分的滋味，不是生物科，而是几何。“我的三维思考、几何概念不错；但念到中三便没有该科了。从此不再得过一百分。”他显得有点遗憾似的。
“我对生命现象有感觉，但生物也要背很多名词，可以说是理科中的文科。要分类等级包括：界、门、纲、目、科、属、种，那些无脊椎动物的名词很多，很难记呀 !”徐立之不擅背诵，大学只获三级荣誉毕业，不符合念硕士的资格，却幸得留美回港的麦继强教授破格收录。“我念大学时，生物学成绩其实不比化学好；尤其是化学实验课，老师仍未讲解完毕，我已把实验仪器装置妥，效率高、动作快而准，成果自然好，得分又高。女同学都喜欢跟我同组，因我做实验一定成功，她们只需花时间看守着等候化学反应和结果，我却可以溜去打球。”他说：“我大一暑假协助老师抄钢版笔记，以便印制讲义，同学们能背诵笔记的都考得好成绩，我则几乎不合格，令老师大跌眼镜。”徐立之侥幸以备取身份，获麦老师收录在中大继续念硕士。
硕士毕业后很想出国留学，曾寄出五十封信，只有三间大学愿意收录，却没有提供助学金。当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生物学泰斗何潜教授在港讲课，并与研究生谈话，徐立之的自我介绍和研究成果吸引到他的注意，后更得其穿针引线，成功到美国匹茨堡大学继续深造，师承DNA 之父James Watson 的闭门学生Roger Hendrix。197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徐立之原本打算回港任教，但在港大与中大均未能取得教席。后来到美国田纳西州做癌症研究，但因坚持自己前沿的研究方法，几乎跟上级闹翻了。在机缘巧合之下，1981年到加拿大多伦多病童医院工作，渐渐建立遗传学权威的地位。
不爱行政，但得人缘
徐立之喜欢观察生物世界，对生物的构造、生命特别有感受。小时候他住在大磡村，爱在大观园农场捉蝌蚪、玩昆虫；念到蝴蝶生命史，他则绘画出其卵、幼虫、蛹、成虫的生命周期。中学时他参加过科学展览。大学时又爱搜集标本。徐立之的个性，平实而聪颖，孜孜不倦去做实验，又爱分享，广得人心，具备了做科学家的条件。
“中学时没有做过领袖生，但我爱图案设计，校内比赛屡得首奖。有一次校长叫我到办公室，为了庆祝圣诞节，给了我三十元任由布置礼堂。我召集了同学们一起买绉纸、汽球材料去做，大家合作很好。大学一年班获选为班代表，又做过系会主席，搞过不少活动。一年一度大露营，一百多人，租营幕，带食物，生火，煮吃，连人家不做的烧饭杂务，我都做。”徐立之正直勤快，同学们都肯听从他的。他不爱指挥人家去做，没想过邀功，愿意亲力亲为，大家互助合作，总能把事情办妥。徐立之领导团队的信心渐渐建立起来。“做科学家需要分享，不是要别人服从，而是大家团结去做实验，组成大联盟。我不爱行政，自己认识人多就负责统筹，很多行政人员帮助我。”徐组织团队很有凝聚力，尤似一颗磁石，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他在多伦多病童医院的实验室有二十多人，算是规模不错，实验室面积只有二千方尺，但已是别人的四倍，感到不好意思了。他的一位学生继承了他的实验室，现在扩充至四万方尺，是之前的二十倍！”
徐立之懂得找研究方向，当年分子生物学正是前沿学科，发展精彩。他以白人常见遗传病“嚢状纤维症”为研究重点，发病率为三千有一；一般白人二十五有一是基因携带者，属隐性遗传病，没有病症。如果不幸得了该遗传病，儿童早期发病，所有外分泌都不正常，汗的盐分高，肠分泌影响消化能力，肺里长年有细菌寄生，且容易患肺炎，不易长大成人。
有系统寻找致病基因
人类的基因数约三万个，共有二十三条染色体。在1985年，徐立之的第一个突破是他首先确定嚢状纤维症的致病基因在第七条染色体上。但是这染色体里面有二千多个基因，怎样找出致病基因？他打个比如说，一套基因百科全书有二十三册，我们找到第七册是遗传致病基因之所在地，因为发病常与此有关。当然我们需要靠精密的分析，方能确定找出致病的细节。“我们有系统的一页一页去翻，只要作出假设是对的，一定能找到致病基因，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在三万个基因中找出关键，仿如大海捞针？徐立之再深入浅出解说：“譬如我们在全港各区有系统的搜索，结果知道油麻地有线索，但油麻地也很大，不知那幢大厦？是住屋？办公室？还是货仓？我们逐家去搜，确定那间屋之后，也不知屋里什么坏掉了？是把门锁？水电？灯泡？煤气？我们靠分析DNA序列，进行很多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也与很多医生及病人合作，与世界多方面分享及配合。“发现缺陷基因，非常神奇。”
当年有别的团队比徐立之早两年宣布找到该病的关键基因。“当他们宣布找出致病基因后，多个团队没有仔细分析，便以为成功已被拿走了，就没有继续做下去。当时是1987年。我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们也觉沮丧，感觉浪费了精力；但我鼓励他们坚持下去，继续找我们要找的基因。因为一来仍有很多与疾病相关的分析可以做；再者，他们虽在第七条染色体位置相近的地方找了一个基因，但未有发表证据证明那是嚢状纤维症致病的基因。结果亦是如是，他们很快也宣布他们发现的基因是不对的。我们的团队从未放弃，终于在1989年找到真正的致病关键。”徐立之领导团队埋首研究，抱着科学家的精神，求真、不懈探索，总共用了七年时间终找出第七条染色体的缺陷基因。原来这基因是制造细胞膜上的氯离子的通道；通道出现问题，影响到外分泌的流通。该突破成果在医药遗传界是一项的创新，对其他遗传病的研究有绝对引领的作用。对病人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科学家可以从此有系统地寻找能够治疗病患的药物；此外基因携带者可以用DNA检查出来，也可以做产前测试。
“每个细胞都有基因，科学家很伟大，研究成果令药物无孔不入，小分子可把坏了的氯离子通道矫正，病人吃药可以发挥疗效。透过食物补充营养、抗生素加上物理治疗亦减低了肺部感染，防止气管闭塞。”他说，幸好药物可以对基因缺陷引致的损坏氯离子通道产生矫正反应，没有副作用。虽然现在的小分子药物只能治疗一小部分的病人，但随着科研进步，新的药物不断产生，相信不久更多病人可以康复得更好。
赢得专利 视作心中富
这些致病基因的讯息，可以用作测试胎儿，及早得知基因是否有缺陷，那便意味着对生育的抉择，母亲可以堕胎；这涉及利用基因测试，呈现伦理及道德问题。“我希望发现这基因不只是用于测试，而是可用专利去做有效治疗；我没有能力去发展治疗，所以只能从旁协助其他专家；我则继续在遗传学的领域钻研。”是什么推动他锲而不舍去做科研呢？徐立之坚持：认知真相，为他人救命。
一般认为，专利涉及技术。找出致病基因，何以是一个专利？“发现客观存在的，不是专利；发明前所未有而具实用性的，才是专利。以煤碳为例：找出煤碳的存在，是发现；找出煤碳燃烧后可生热，便是发明，可以申请专利。”
“我们做出的科研结果可作基因测试，去筛选药物，找出治疗方法，因而能享受专利的成果。”徐教授 1989年发现致病基因的奥秘，估计二十多年来专利费共获上亿港元。他说，当年有三个实验室合夥研究，扣除成本及回馈当年支持研究的基金会后，他领导的小组作为主要贡献者，获享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给自己，其余的给实验室同事。现在他的一份已累计超过一千万港元，一直存放在多伦多病童医院，并最近决定用以成立奖学金。科研一旦获成功应用，能转化为药物或产品，这如同印银子？他说：“专利是有时限的啊 ! ”至今他仍每季收到专利费报告，能享受多久呢？徐立之不太在意的说：“我不知道。”他认为，救人所得的喜悦，大大于实际经济收益。
以“煲饭”论科学
科学家做实验，一步一脚印，欲速则不达。徐立之在求学时导师给予他充分空间去做科研，所以他特别感恩。
“我希望社会各界对科研都有点耐性。研究资助机构不要经常审查项目成果，亦请政府官员、UGC以及立法会议员相信院校的完善机制，不必要经常向院校提问、审查，令院校因而很花人手去处理。我总觉得香港大学教务处大概有一半的人手是负责处理各种审查及回答提问的，他们变成着力于报告，资源易陷于错配，做不了实事来。”徐立之对官僚行政，有所抱怨。
徐教授以“煲饭”论科研，强调要耐心静候成果的诞生。他懂得煮饭，最爱以煲饭论说：“煲饭不宜经常打开饭盖看，如果相信这系统，饭有泡出，你便收细火慢慢等收水；否则一味去打开盖，用筷子搞下，就煑极都唔会熟 ! ”
他又比喻教育与科研如同“食饭”，是社会必需品，不只是产业这简单，不能过于急功近利。“香港这个商业社会，要求快速回报，以致创新、创业的人难有生存空间。”徐立之鼓励年轻人抱着满腔热诚与信念，按步就班去做科学研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其探索之道。科学家看到小小的东西，便联想到背后的大问题。徐立之能耐心观察，掌握铸造科研成功的奥秘。
科学头脑，不擅政治
科学热爱探索生命，政治与行政，繁杂琐事，并非他那杯茶。2002 – 2014年他就任香港大学校长，谈及中国副总理李克强来访引起的“八一八风波”，他自嘲“拙于词令”，不幸在争议声中离任。徐立之被传媒指缺乏政治敏感度，是个不会说谎的老实人。他认为，社会争议多，人与人之间应多点包容。
徐教授主张给予学生探索空间，不要施以太大考核压力。面对商界要求急速回报，他呼吁社会一旦提供资金，应容许年轻人有创业失败的空间。对于空间感的重视，徐立之连挑选办公室家俬都要讲究。他说：“办公室地方少，书桌不能低，沙发与茶几可矮小一些，令室内享有较大的视野空间。”
可见，徐立之崇尚的空间感，乃面对教育、创业、生活环境、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跟其科学家耐心探索的广阔心胸，不谋而合。
科学家做模特儿
徐立之看着自己的照片，一张一张的翻看，彷佛也在研究生命的轨迹，说道：“你看，我中五还是瘦削男孩，中六便生长发育，强壮起来。”如今走在路上的他，胖胖的，穿上西装、顶着肚腩子，肩负背包，装束突破了传统，新一代或觉这很潮。鲜为人知的是，徐立之做过模特儿。他说：“ 当年在加拿大做一模特儿，是为支持他遗传病研究的NGO筹款，所以乐于一试。”
徐立之为人宽容，对待学术一丝不苟，严谨不苛。据报导，他向研究生的谨密提问可迫得对方哭起来。徐立之发表了超过三百篇经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及六十五篇受邀文章。他的杰出成就为其带来许多国家级奬项及国际荣誉，包括：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伦敦皇家学会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加拿大医学殿堂榜的桂冠学人，以及最近更被推选为港科院创院院长。
出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深造于美国，成就于加国。徐立之把其毕生科研的精粹，最终投放于香港；以其科学家的智慧，剖析出香港科研落后的缺陷基因，并提出解决之道，冀望香港能急起直追，成功在望。
原文刊于《今日中国》2016年3月号，获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