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和睦家醫療（醫療事務）副總裁、香港醫院管理局（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部）前高級行政經理、澳洲迪肯大學醫學院臨床副教授 馬沛恩

香港醫生人手捉襟見肘，公立醫院不少專科的候診時間數以年計，病人望穿秋水也未獲得適切的治療。近日，政府終於宣布修例放寬引入非本地培訓的港人醫生回港執業，以紓緩香港醫生人手不足。可是，這只是應對問題的第一步，香港醫療制度必須破舊立新，才能有效解決。

本港的非緊急服務輪候時間之長，澳洲或內地的醫護人員皆嘖嘖稱奇。以全關節置換手術為例，據醫管局最新數字，香港病人最長可能等待超過5年，其中一個聯網輪候宗數高達7300多宗，過去一年只完成240宗。相反，相關手術在澳洲及內地的輪候時間分別是約一年及數個月不等，可見醫生人手與病人福祉息息相關。

坊間有說法指香港並不缺醫生，只要解決公私營醫生人手分配不均，就可以解決當前難題。事實上，根據香港大學的醫療人力推算報告，本港公私營醫生人手短缺持續惡化，估算香港在2030年及2040年分別缺1610名及1949名醫生，當中醫管局在2030年出現800名醫生短缺，在2040年更缺960名醫生，即私營市場與公營市場缺乏程度相若。香港平均每1000人只有2名醫生，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則為3.5，遠超香港。

確保質素不止靠考試

當年從澳洲回醫管局參與行政管理工作，見證香港公營醫生人手不足帶來的隱患。面對大量病人，前線同事確實日以繼夜照料，醫生也但無法仔細跟進每位病人，影響醫療服務質素。由於醫療政策及管理出現問題，導致人手不足，最終形成惡性循環。此外，香港醫生人手長期不足，海外醫生因重重關卡導致回港人數亦不多，令香港的私營醫療市場缺乏競爭，對本地醫療質素亦不是好事。

最近，有醫學界人士表示，政府將成立法定的「特別註冊委員會」，難保引入海外醫生的質素，未來業內有部分醫生毋須通過執業試，不論對病人和現時已在本港執業的醫生都不公平。然而，本港醫生人手不足本質是一個社會政策問題，將考試與海外醫生的質素掛鈎並不合理。病人不能得到及時、妥當的醫療服務，反而是對他們最不公平之處。

按現行制度，海外專科醫生來港也要經考試才獲得正式註冊，乃無視海外醫生在海外多年的實戰經驗。試問：一個剛在本港畢業的醫科生與在海外執業多年的專科醫生相比，誰的臨床服務更可靠？答案不言而喻。

事實上，考試並非判斷醫生素質的唯一標準，工作評估也是很好的指標。據新修條例，海外培訓的港人醫生，必須在公營醫療機構（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以特別註冊形式擔任全職醫生，在取得專科醫生資格之後，再工作至少5年。可見，即使一個新畢業的醫科生來港執業，經這5年（或以上）服務，其工作表現必須獲得僱用機構確認稱職，才能成為正式註冊醫生。

業界因利益長期反對放寬引入海外醫生，形成本港醫生不足，實在令病人糟殃，尤其是那些欠缺經濟條件選擇私營診治的病人，他們在公立醫院苦苦等待診治，無法得到及時適切治療。團結香港基金年前建議放寬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政府如今宣布讓海外的港人醫生回港執業，似有決心地打破固有利益。不過，這只是解決問題踏出了第一步；可以預料，未來港人醫生每年回流的數字，尚不足以填補數以千計的空缺，政府應考慮不只讓港人醫生，而是擴大至海外所有醫生，凡優秀的人才都應予吸納。

註冊制度並非單一障礙

政府放寬非本地培訓的港人醫生回港執業的條件，固然有助增加香港醫生人手，但他們回港執業卻有更多制度外的考量。外國的生活條件較香港好，根據國際機構ECA International調查顯示，在海外僱員宜居城市排名中，香港僅列58位，大幅落後新加坡、澳洲及紐西蘭各大城市。儘管香港醫生的收入較高，但扣除必要生活開支及租金支出後，實際上的可支配收入與外地相差不大。

不少現處海外或已回港執業的醫生反映，表示願意回港，既希望為香港醫生不足解困，更重要是可以更容易照顧在香港的家人。然而，即使通過現有制度回流香港的海外醫生，在香港執業仍面對不少困難，更曾導致具經驗的醫生回流香港後再離開，筆者認識的就有好幾位。海外醫生回港後，可謂人生路不熟，需時間熟習香港醫療環境及同事的圈子，畢竟在港培訓的醫生群，其關係早在醫學院讀書期間時便建立。舉例說，有公營醫院的部門縱然人手短缺，但卻不情願讓海外醫生加入其部門工作。
此外，在晉升階梯上，在公營醫院有限度註冊的海外醫生最多只能晉升至副顧問醫生，嚴重影響他們的事業發展。因此，醫管局應投放更多額外撥款，對所有專科增設副顧問醫生和顧問醫生職位，為海外培訓醫生提供晉升機會。不少投訴指出，海外培訓醫生受到非客觀因素所阻撓，難以升職；因此，新例實施後，海外培訓醫生在公營機構服務多年後，表現獲得認可，便應「直接」可以晉升。

醫療規劃應建第三所醫學院

面對人口老化，醫療服務需求與日俱增，即使成功引入更多海外醫生填埔空缺，本港在培訓本地人才上需要加把勁。中大醫學院在八十年代成立，當時香港人口約400萬人。40年後的今天，本港人口現時750萬但仍然只有兩所醫學院。與此同時，澳洲的醫學院數目由七十年代的8所增加至現時的21所。雖然香港政府在2019至20年度起3個學年內，從培訓470醫科生，每年增加60個醫科生資助培訓學額，但人口約為香港3.5倍的澳洲於2018年培訓的醫科生超過3800人，是香港的8倍。當世界急速變化時，香港兩所科研成就及醫療水準達世界級的醫學院固然是我們的驕傲，但同時我們亦需要第三所醫學院，為社會大眾培訓更多的醫生。

環顧世界各地，澳洲、美國、英國，甚至中國內地亦正進行全面醫療改革，而香港卻只花費大量時間在放寬引入海外醫生議題上。進行改革需要十年計，或許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但推出即時的短期措施撲火，與長遠規劃並沒有衝突。如果我們繼續對制度缺陷坐視不理，日後只會變成山林大火。因此，政府在放寬港人醫生回港執業之後，應考慮擴大醫生來港的範圍至不限於港人醫生，並逐步進行醫療制度改革，為未來龐大的醫療問題未雨綢繆。此外，引入更多海外醫生的好處是，可以促進競爭，提升本港醫療水平，這肯定又是病人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