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社聯盟 共創效益
商社聯盟 共創效益
香港作為全球人均GDP第六的富裕地區，但社會問題卻隨處可見，且愈演愈烈，往往影響發展。民間不少有志之士冒起，企圖以創新方式改變社會。有人捨棄高薪厚職，為改善劏房戶的生活環境而創辦社企；亦有大學生通過為二手紙皮增值，解決拾荒貧窮。但他們的創新想法往往顛覆傳統思想，挑戰舊有的制度，開始時殊不容易。除了自負盈虧外，這些社創企業還要同時顧及社會使命和環境效益的三重綫。單是面對高企的租金、開拓市場、建立人脈網絡等都要投入不少資金和心血，還要面對根深柢固的社會問題，實在舉步維艱。
敢於創新改善營商環境
英國社會創新專家周若剛（Geoff Mulgan）提出了「蜜蜂與大樹」（Bees and Trees) 理論，指出絕世好「橋」還需得到扶持，才能發揮影響力。周若剛將社會創新人士形容為蜜蜂，活潑機靈、充滿創意、又具傳播能力；而有規模的大機構，則像大樹般具有紮實的根基和充沛資源，正正補足蜜蜂所缺的資金、人脈和專業知識。
在二十一世紀，企業要持續發展，除了兼顧經營、管理員工外，還要盡社會責任，面對的範圍從單一的經濟效益擴大到社會效益，從牟利導向兼管社會導向。另一方面，社創人士和他們的企業（一般以經營社會企業為橋梁）敢於實踐創新模式。兩者聯合起來，就能改變創業和營商的環境，共同創造社會效益。
對滿懷理想希望解決社會問題的社企創業者來說，除了理想和使命感之外，經營能力、專業知識與基本事業模式的可行性是永續經營的最前提。
商社共贏
大企業可提供這些社企相關的會計、財務、IT系統、策略規劃、人才培訓、場地、所需資金，甚至參與董事會等經驗，挑戰社企未來經營者的想法，從不同角度驗證原來的想法是否有修正或調整之處。
對這些社企來說，他們不只有機會學習經營企業的知識，更有機會認識志同道合者，切磋琢磨，成為創業路上珍貴夥伴。
對大企業來說，贊助或參與這些活動不只是CSR使命，企業員工在奉獻自己的工作時間、提供相關專業知識的同時，有機會與社創人士合作，與不同領域的創業家交流，了解社會問題和最新動態，為企業創設新產品和新服務提供了非一般的市場和社會角度。
由於社企初期的資金和人力通常有限，怎樣讓社會企業成長到可自給自足的規模是一項重大挑戰，如能找到志同道合的營利企業，便會有極佳槓桿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在美國成立的「Teach for America」(TFA)，開始時創辦人四處奔走，招募大學生到貧困地區教學；最大的突破是此計畫漸漸獲得大企業的支持。這些企業容許它們將會聘請的準畢業生先在TFA工作兩年，並保證兩年後聘用這些學生，讓學生可無後顧之憂地為TFA工作。現在TFA已拓展到全球各地，培訓了數以十萬計的一流人才。而這些企業也因為和TFA合作而取得了上佳的宣傳效果，建立正面的企業形象。
英國知名的社企Big Issue在開始時得到The Body Shop創辦人的全力支持，令這本為露宿者而設的雜誌能快速地啟動和發展。
解決社會問題 協助新企茁壯
又如日本的「同營膳」(Table for Two)，致力於解決全球食物分配不均，並提倡均衡健康的飲食習慣。「同營膳」與餐廳合作，每售出一份營養均衡的「同營膳」，部分收益就會捐至有需要的地方，為兒童提供一份飯餐。開始時甚為艱巨，但當它的願景被一家大型日本企業採納後，通過媒體報道，便引起更多企業的注意，結果不少企業與之合作，形成一股新風氣。現在有超過六百家企業、政府部門、中小學校、餐廳食肆和連鎖便利店都鼎力支持，為全球供應了超過五千萬份營養膳食。
香港的例子寥寥可數，較為人知的有香港寬頻。該公司的電話查詢服務「1083」本由旗下的廣州電話中心負責，但在一三年，集團把部分接綫工作外判給一間聘用殘疾人士的社企大同企業 (iEnterprise)，並借出電腦設備及提供招聘服務。對香港寬頻而言，香港的接綫生明白香港的用語，能提供更親切的服務；另一方面，集團嘗試通過其核心營運解決社會問題，為社會盡一分力。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機會
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機會
大同企業現時有十七名員工，第一年收入超過五十萬元，每年為員工帶來約四十萬薪酬，令這些弱勢人士能自食其力，過有尊嚴的生活。而高水準的服務質素，也讓香港寬頻的電話查詢服務中心獲得一四年的「最佳企業社會責任客戶中心」金獎。這個模式也啟發了香港寬頻作更多新嘗試，例如把員工餐廳交由社企經營，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最近團結香港基金借鑒「蜜蜂與大樹」理論，推出「蜂樹盟」計畫，撮合商界領袖（即大樹）和社會創新者（即蜜蜂）聯成一綫，銳意推動商界參與社會創新。前者將會為成立不超過五年，且具有社會目標的初創企業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如人脈網絡、銷售管道、產品或服務設計及專業知識等。通過雙方的互動，商界領袖更能深入了解社會問題。「蜂樹盟」有助改善社會創新的生態環境，提供肥沃的土壤令創新企業茁壯成長，使其方案得以擴展，發揮社會效力，並達到商社共贏的合作模式。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2016年7月28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香港作為全球人均GDP第六的富裕地區，但社會問題卻隨處可見，且愈演愈烈，往往影響發展。民間不少有志之士冒起，企圖以創新方式改變社會。有人捨棄高薪厚職，為改善劏房戶的生活環境而創辦社企；亦有大學生通過為二手紙皮增值，解決拾荒貧窮。但他們的創新想法往往顛覆傳統思想，挑戰舊有的制度，開始時殊不容易。除了自負盈虧外，這些社創企業還要同時顧及社會使命和環境效益的三重綫。單是面對高企的租金、開拓市場、建立人脈網絡等都要投入不少資金和心血，還要面對根深柢固的社會問題，實在舉步維艱。
敢於創新改善營商環境
英國社會創新專家周若剛（Geoff Mulgan）提出了「蜜蜂與大樹」（Bees and Trees) 理論，指出絕世好「橋」還需得到扶持，才能發揮影響力。周若剛將社會創新人士形容為蜜蜂，活潑機靈、充滿創意、又具傳播能力；而有規模的大機構，則像大樹般具有紮實的根基和充沛資源，正正補足蜜蜂所缺的資金、人脈和專業知識。
在二十一世紀，企業要持續發展，除了兼顧經營、管理員工外，還要盡社會責任，面對的範圍從單一的經濟效益擴大到社會效益，從牟利導向兼管社會導向。另一方面，社創人士和他們的企業（一般以經營社會企業為橋梁）敢於實踐創新模式。兩者聯合起來，就能改變創業和營商的環境，共同創造社會效益。
對滿懷理想希望解決社會問題的社企創業者來說，除了理想和使命感之外，經營能力、專業知識與基本事業模式的可行性是永續經營的最前提。
商社共贏
大企業可提供這些社企相關的會計、財務、IT系統、策略規劃、人才培訓、場地、所需資金，甚至參與董事會等經驗，挑戰社企未來經營者的想法，從不同角度驗證原來的想法是否有修正或調整之處。
對這些社企來說，他們不只有機會學習經營企業的知識，更有機會認識志同道合者，切磋琢磨，成為創業路上珍貴夥伴。
對大企業來說，贊助或參與這些活動不只是CSR使命，企業員工在奉獻自己的工作時間、提供相關專業知識的同時，有機會與社創人士合作，與不同領域的創業家交流，了解社會問題和最新動態，為企業創設新產品和新服務提供了非一般的市場和社會角度。
由於社企初期的資金和人力通常有限，怎樣讓社會企業成長到可自給自足的規模是一項重大挑戰，如能找到志同道合的營利企業，便會有極佳槓桿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在美國成立的「Teach for America」(TFA)，開始時創辦人四處奔走，招募大學生到貧困地區教學；最大的突破是此計畫漸漸獲得大企業的支持。這些企業容許它們將會聘請的準畢業生先在TFA工作兩年，並保證兩年後聘用這些學生，讓學生可無後顧之憂地為TFA工作。現在TFA已拓展到全球各地，培訓了數以十萬計的一流人才。而這些企業也因為和TFA合作而取得了上佳的宣傳效果，建立正面的企業形象。
英國知名的社企Big Issue在開始時得到The Body Shop創辦人的全力支持，令這本為露宿者而設的雜誌能快速地啟動和發展。
解決社會問題 協助新企茁壯
又如日本的「同營膳」(Table for Two)，致力於解決全球食物分配不均，並提倡均衡健康的飲食習慣。「同營膳」與餐廳合作，每售出一份營養均衡的「同營膳」，部分收益就會捐至有需要的地方，為兒童提供一份飯餐。開始時甚為艱巨，但當它的願景被一家大型日本企業採納後，通過媒體報道，便引起更多企業的注意，結果不少企業與之合作，形成一股新風氣。現在有超過六百家企業、政府部門、中小學校、餐廳食肆和連鎖便利店都鼎力支持，為全球供應了超過五千萬份營養膳食。
香港的例子寥寥可數，較為人知的有香港寬頻。該公司的電話查詢服務「1083」本由旗下的廣州電話中心負責，但在一三年，集團把部分接綫工作外判給一間聘用殘疾人士的社企大同企業 (iEnterprise)，並借出電腦設備及提供招聘服務。對香港寬頻而言，香港的接綫生明白香港的用語，能提供更親切的服務；另一方面，集團嘗試通過其核心營運解決社會問題，為社會盡一分力。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機會
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機會
大同企業現時有十七名員工，第一年收入超過五十萬元，每年為員工帶來約四十萬薪酬，令這些弱勢人士能自食其力，過有尊嚴的生活。而高水準的服務質素，也讓香港寬頻的電話查詢服務中心獲得一四年的「最佳企業社會責任客戶中心」金獎。這個模式也啟發了香港寬頻作更多新嘗試，例如把員工餐廳交由社企經營，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最近團結香港基金借鑒「蜜蜂與大樹」理論，推出「蜂樹盟」計畫，撮合商界領袖（即大樹）和社會創新者（即蜜蜂）聯成一綫，銳意推動商界參與社會創新。前者將會為成立不超過五年，且具有社會目標的初創企業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如人脈網絡、銷售管道、產品或服務設計及專業知識等。通過雙方的互動，商界領袖更能深入了解社會問題。「蜂樹盟」有助改善社會創新的生態環境，提供肥沃的土壤令創新企業茁壯成長，使其方案得以擴展，發揮社會效力，並達到商社共贏的合作模式。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2016年7月28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