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社联盟 共创效益
商社联盟 共创效益
香港作为全球人均GDP第六的富裕地区，但社会问题却随处可见，且愈演愈烈，往往影响发展。民间不少有志之士冒起，企图以创新方式改变社会。有人舍弃高薪厚职，为改善劏房户的生活环境而创办社企；亦有大学生通过为二手纸皮增值，解决拾荒贫穷。但他们的创新想法往往颠覆传统思想，挑战旧有的制度，开始时殊不容易。除了自负盈亏外，这些社创企业还要同时顾及社会使命和环境效益的三重线。单是面对高企的租金、开拓市场、建立人脉网络等都要投入不少资金和心血，还要面对根深柢固的社会问题，实在举步维艰。
敢于创新改善营商环境
英国社会创新专家周若刚（Geoff Mulgan）提出了“蜜蜂与大树”（Bees and Trees) 理论，指出绝世好“桥”还需得到扶持，才能发挥影响力。周若刚将社会创新人士形容为蜜蜂，活泼机灵、充满创意、又具传播能力；而有规模的大机构，则像大树般具有扎实的根基和充沛资源，正正补足蜜蜂所缺的资金、人脉和专业知识。
在二十一世纪，企业要持续发展，除了兼顾经营、管理员工外，还要尽社会责任，面对的范围从单一的经济效益扩大到社会效益，从牟利导向兼管社会导向。另一方面，社创人士和他们的企业（一般以经营社会企业为桥梁）敢于实践创新模式。两者联合起来，就能改变创业和营商的环境，共同创造社会效益。
对满怀理想希望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企创业者来说，除了理想和使命感之外，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与基本事业模式的可行性是永续经营的最前提。
商社共赢
大企业可提供这些社企相关的会计、财务、IT系统、策略规划、人才培训、场地、所需资金，甚至参与董事会等经验，挑战社企未来经营者的想法，从不同角度验证原来的想法是否有修正或调整之处。
对这些社企来说，他们不只有机会学习经营企业的知识，更有机会认识志同道合者，切磋琢磨，成为创业路上珍贵夥伴。
对大企业来说，赞助或参与这些活动不只是CSR使命，企业员工在奉献自己的工作时间、提供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有机会与社创人士合作，与不同领域的创业家交流，了解社会问题和最新动态，为企业创设新产品和新服务提供了非一般的市场和社会角度。
由于社企初期的资金和人力通常有限，怎样让社会企业成长到可自给自足的规模是一项重大挑战，如能找到志同道合的营利企业，便会有极佳杠杆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在美国成立的“Teach for America”(TFA)，开始时创办人四处奔走，招募大学生到贫困地区教学；最大的突破是此计画渐渐获得大企业的支持。这些企业容许它们将会聘请的准毕业生先在TFA工作两年，并保证两年后聘用这些学生，让学生可无后顾之忧地为TFA工作。现在TFA已拓展到全球各地，培训了数以十万计的一流人才。而这些企业也因为和TFA合作而取得了上佳的宣传效果，建立正面的企业形象。
英国知名的社企Big Issue在开始时得到The Body Shop创办人的全力支持，令这本为露宿者而设的杂志能快速地启动和发展。
解决社会问题 协助新企茁壮
又如日本的“同营膳”(Table for Two)，致力于解决全球食物分配不均，并提倡均衡健康的饮食习惯。“同营膳”与餐厅合作，每售出一份营养均衡的“同营膳”，部分收益就会捐至有需要的地方，为儿童提供一份饭餐。开始时甚为艰巨，但当它的愿景被一家大型日本企业采纳后，通过媒体报道，便引起更多企业的注意，结果不少企业与之合作，形成一股新风气。现在有超过六百家企业、政府部门、中小学校、餐厅食肆和连锁便利店都鼎力支持，为全球供应了超过五千万份营养膳食。
香港的例子寥寥可数，较为人知的有香港宽频。该公司的电话查询服务“1083”本由旗下的广州电话中心负责，但在一三年，集团把部分接线工作外判给一间聘用残疾人士的社企大同企业 (iEnterprise)，并借出电脑设备及提供招聘服务。对香港宽频而言，香港的接线生明白香港的用语，能提供更亲切的服务；另一方面，集团尝试通过其核心营运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尽一分力。为弱势社群提供更多机会
为弱势社群提供更多机会
大同企业现时有十七名员工，第一年收入超过五十万元，每年为员工带来约四十万薪酬，令这些弱势人士能自食其力，过有尊严的生活。而高水准的服务质素，也让香港宽频的电话查询服务中心获得一四年的“最佳企业社会责任客户中心”金奖。这个模式也启发了香港宽频作更多新尝试，例如把员工餐厅交由社企经营，为弱势社群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最近团结香港基金借鉴“蜜蜂与大树”理论，推出“蜂树盟”计画，撮合商界领袖（即大树）和社会创新者（即蜜蜂）联成一线，锐意推动商界参与社会创新。前者将会为成立不超过五年，且具有社会目标的初创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如人脉网络、销售管道、产品或服务设计及专业知识等。通过双方的互动，商界领袖更能深入了解社会问题。“蜂树盟”有助改善社会创新的生态环境，提供肥沃的土壤令创新企业茁壮成长，使其方案得以扩展，发挥社会效力，并达到商社共赢的合作模式。
原文刊于《星岛日报》2016年7月28日，获作者授权转载。
香港作为全球人均GDP第六的富裕地区，但社会问题却随处可见，且愈演愈烈，往往影响发展。民间不少有志之士冒起，企图以创新方式改变社会。有人舍弃高薪厚职，为改善劏房户的生活环境而创办社企；亦有大学生通过为二手纸皮增值，解决拾荒贫穷。但他们的创新想法往往颠覆传统思想，挑战旧有的制度，开始时殊不容易。除了自负盈亏外，这些社创企业还要同时顾及社会使命和环境效益的三重线。单是面对高企的租金、开拓市场、建立人脉网络等都要投入不少资金和心血，还要面对根深柢固的社会问题，实在举步维艰。
敢于创新改善营商环境
英国社会创新专家周若刚（Geoff Mulgan）提出了“蜜蜂与大树”（Bees and Trees) 理论，指出绝世好“桥”还需得到扶持，才能发挥影响力。周若刚将社会创新人士形容为蜜蜂，活泼机灵、充满创意、又具传播能力；而有规模的大机构，则像大树般具有扎实的根基和充沛资源，正正补足蜜蜂所缺的资金、人脉和专业知识。
在二十一世纪，企业要持续发展，除了兼顾经营、管理员工外，还要尽社会责任，面对的范围从单一的经济效益扩大到社会效益，从牟利导向兼管社会导向。另一方面，社创人士和他们的企业（一般以经营社会企业为桥梁）敢于实践创新模式。两者联合起来，就能改变创业和营商的环境，共同创造社会效益。
对满怀理想希望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企创业者来说，除了理想和使命感之外，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与基本事业模式的可行性是永续经营的最前提。
商社共赢
大企业可提供这些社企相关的会计、财务、IT系统、策略规划、人才培训、场地、所需资金，甚至参与董事会等经验，挑战社企未来经营者的想法，从不同角度验证原来的想法是否有修正或调整之处。
对这些社企来说，他们不只有机会学习经营企业的知识，更有机会认识志同道合者，切磋琢磨，成为创业路上珍贵夥伴。
对大企业来说，赞助或参与这些活动不只是CSR使命，企业员工在奉献自己的工作时间、提供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有机会与社创人士合作，与不同领域的创业家交流，了解社会问题和最新动态，为企业创设新产品和新服务提供了非一般的市场和社会角度。
由于社企初期的资金和人力通常有限，怎样让社会企业成长到可自给自足的规模是一项重大挑战，如能找到志同道合的营利企业，便会有极佳杠杆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在美国成立的“Teach for America”(TFA)，开始时创办人四处奔走，招募大学生到贫困地区教学；最大的突破是此计画渐渐获得大企业的支持。这些企业容许它们将会聘请的准毕业生先在TFA工作两年，并保证两年后聘用这些学生，让学生可无后顾之忧地为TFA工作。现在TFA已拓展到全球各地，培训了数以十万计的一流人才。而这些企业也因为和TFA合作而取得了上佳的宣传效果，建立正面的企业形象。
英国知名的社企Big Issue在开始时得到The Body Shop创办人的全力支持，令这本为露宿者而设的杂志能快速地启动和发展。
解决社会问题 协助新企茁壮
又如日本的“同营膳”(Table for Two)，致力于解决全球食物分配不均，并提倡均衡健康的饮食习惯。“同营膳”与餐厅合作，每售出一份营养均衡的“同营膳”，部分收益就会捐至有需要的地方，为儿童提供一份饭餐。开始时甚为艰巨，但当它的愿景被一家大型日本企业采纳后，通过媒体报道，便引起更多企业的注意，结果不少企业与之合作，形成一股新风气。现在有超过六百家企业、政府部门、中小学校、餐厅食肆和连锁便利店都鼎力支持，为全球供应了超过五千万份营养膳食。
香港的例子寥寥可数，较为人知的有香港宽频。该公司的电话查询服务“1083”本由旗下的广州电话中心负责，但在一三年，集团把部分接线工作外判给一间聘用残疾人士的社企大同企业 (iEnterprise)，并借出电脑设备及提供招聘服务。对香港宽频而言，香港的接线生明白香港的用语，能提供更亲切的服务；另一方面，集团尝试通过其核心营运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尽一分力。为弱势社群提供更多机会
为弱势社群提供更多机会
大同企业现时有十七名员工，第一年收入超过五十万元，每年为员工带来约四十万薪酬，令这些弱势人士能自食其力，过有尊严的生活。而高水准的服务质素，也让香港宽频的电话查询服务中心获得一四年的“最佳企业社会责任客户中心”金奖。这个模式也启发了香港宽频作更多新尝试，例如把员工餐厅交由社企经营，为弱势社群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最近团结香港基金借鉴“蜜蜂与大树”理论，推出“蜂树盟”计画，撮合商界领袖（即大树）和社会创新者（即蜜蜂）联成一线，锐意推动商界参与社会创新。前者将会为成立不超过五年，且具有社会目标的初创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如人脉网络、销售管道、产品或服务设计及专业知识等。通过双方的互动，商界领袖更能深入了解社会问题。“蜂树盟”有助改善社会创新的生态环境，提供肥沃的土壤令创新企业茁壮成长，使其方案得以扩展，发挥社会效力，并达到商社共赢的合作模式。
原文刊于《星岛日报》2016年7月28日，获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