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專業自主凌駕公眾 醫委權力應收回
免專業自主凌駕公眾 醫委權力應收回
撰文 :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莊太量、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劉佐德
本港醫療系統人手不足，前綫醫生工作日益繁重，甚至連吃飯時間也要照顧病人，實在讓大眾感受「醫者父母心」。雖然醫委會日前放寬海外醫生免實習方案，但效果非常有限，與大量吸納海外醫生相距甚遠。
縱有放寬方案 年只吸30海外醫生
醫委會通過採納政府方案，即海外醫生在醫管局、衞生署或兩間醫學院工作滿3年，通過執業試後，可免實習，直接取得正式醫生牌照。放寬實習安排後，每年料有約30名海外醫生來港，但這相對於本港缺乏數千至上萬計醫生，真是杯水車薪。
醫生業界一方面投訴工作量及壓力瀕臨「爆煲」，另一方面不願大幅放寬海外醫生到香港執業的門檻，難免令人聯想界別的「專業自主」，可能是實施「保護主義」的藉口。誠然，本港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影響每一個香港人的福祉。社會固然需要專業人士在保持本港醫生質素中把關，但不代表醫學界可以透過制度，控制本港醫生的人手供應，從而令業界人士得益。
曾有醫生協會指醫委會變得十分「政治化」，偏離從臨床和專業角度。筆者認為醫療系統人手不足是政策問題，當然涉及政治，顯示「專業自主」與公眾利益呈現落差。如果醫生不足而令民生長期陷入困擾，政府應收回醫委會部分權力，才能有效解決。
根據政府統計處推算，香港人口將急速老化，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會由2018年的17.9%，急速上升至2036年的31.1%。人口老化使醫護服務需求上升，情況在公營醫療機構尤甚。
在公營醫院中，2016年每1,000名65歲以下人士使用1.9張病床，而65歲或以上人士則使用了10.5張，75歲或以上的使用率更高達15.7張。換句話說，未來20年多達120萬的新增65歲或以上人士，所需要的醫療資源將為65歲以下人士的5倍。
引入海外醫生 急需拆牆鬆綁
除本地需求外，香港的醫療系統需照顧外來需求。2018年超過6,500萬旅客訪港。此外，隨着內地發展迅速，很多年輕中產人士對高質素的醫療服務需求與日俱增，所以內地客也成為不少本港醫療中心的客源。
現時本港14,290名註冊醫生正為740萬人提供服務，當中只有一半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卻需照顧超過80%的住院病人。在公營體系「迫爆」外，香港每1,000人只有1.9名醫生，數字既遠低於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平均數3.4，也落後於國際同儕，包括新加坡的2.4。
面對醫療人手嚴重短缺，本地及海外需求急速上升，依靠「專業自主」解決問題形同坐以待斃。政府必須收回醫委會權力，大刀闊斧改變引入海外醫生政策，增加香港的醫生供應。
星免試模式 設認可學院名單
每個專業界別均有其獨特的知識範圍，筆者同意專業人士在監管業界人士操守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不可取替，因為旁人根本不可能透徹了解業界運作。不過，讓專業界別享有「專業自主」的權利時，也不可凌駕公眾利益。
以醫委會為例，本身大部分是執業醫生，代表的是業界利益。在處理引入海外醫生事件中，委員需要自然考慮業界利益為先，而非公眾利益，因此制度是存有極大的利益衝突。醫委會之前因否決所有放寬引入海外醫生的方案，泛民與建制罕有地團結一致，也曾提出私人條例草案，要求收回醫委會權力，加快引入海外醫生進度。
在增加醫護人手上，政府雖然大幅增加大學醫科生學額，但培訓一名學生成為專科醫生，需要超過十年時間，遠水根本不能救近火。香港現時迫切地需要為引入海外醫生制度拆牆鬆綁。
筆者認為政府可參考不同模式，如新加坡的免試模式，設立認可學院名單，容許他們的醫科畢業生到獲認可的醫院實習，然後成為正式註冊醫生；或者政府可恢復回歸前的制度，讓在英聯邦國家就讀醫科海外醫生，在本港免試執業。當政府可以掌控醫生人手供應的權力時，就可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節，以維持醫生質素及平衡供求。最近，新加坡將免試註冊醫生認可學院數目減少三分一，正正反映制度的的彈性。政府在人手足夠時，可調整海外醫生的執業門檻，既可保持醫生質素，又可保障本地醫生的利益。
藉5G科技 為市民健康謀福祉
在增加醫護人手供應外，政府也應善用現時發展一日千里的科技，並將簡單的醫療知識普及化，以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量。舉例說，現時不少睡眠窒息呼吸機已經具數據傳送的功能，患者在家中使用機器，其數據已經自動傳送至醫院，讓醫生參考。由騰訊牽頭企鵝醫院，提供綫上諮詢及健康評估，綫下進行面診、檢查、治療、隨診完成就醫流程，有助解決患者就醫難及醫療資源分配不平衡等問題，更令業界帶來巨變。
隨着5G技術及科技的發展，政府應使用更多可提高效率的技術。另外，政府應多製作一些醫療指南，並積極推廣，讓患者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病情及解決方案，省卻醫生在診症的解釋時間。
「不為良相，願為良醫。」是出自宋朝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意思是指如果人們擁有改變世界的志向，可在丞相及醫者二擇其一。因為前者以仁愛之心治理朝政，改善人民生活；後者以仁愛之心救助患者，則可救回寶貴人命。在解決香港現時的醫療系統問題上，筆者期望從政的人士與醫生也應安守本份，為市民的利益及健康謀最大的福祉。
撰文 :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莊太量、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劉佐德
本港醫療系統人手不足，前綫醫生工作日益繁重，甚至連吃飯時間也要照顧病人，實在讓大眾感受「醫者父母心」。雖然醫委會日前放寬海外醫生免實習方案，但效果非常有限，與大量吸納海外醫生相距甚遠。
縱有放寬方案 年只吸30海外醫生
醫委會通過採納政府方案，即海外醫生在醫管局、衞生署或兩間醫學院工作滿3年，通過執業試後，可免實習，直接取得正式醫生牌照。放寬實習安排後，每年料有約30名海外醫生來港，但這相對於本港缺乏數千至上萬計醫生，真是杯水車薪。
醫生業界一方面投訴工作量及壓力瀕臨「爆煲」，另一方面不願大幅放寬海外醫生到香港執業的門檻，難免令人聯想界別的「專業自主」，可能是實施「保護主義」的藉口。誠然，本港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影響每一個香港人的福祉。社會固然需要專業人士在保持本港醫生質素中把關，但不代表醫學界可以透過制度，控制本港醫生的人手供應，從而令業界人士得益。
曾有醫生協會指醫委會變得十分「政治化」，偏離從臨床和專業角度。筆者認為醫療系統人手不足是政策問題，當然涉及政治，顯示「專業自主」與公眾利益呈現落差。如果醫生不足而令民生長期陷入困擾，政府應收回醫委會部分權力，才能有效解決。
根據政府統計處推算，香港人口將急速老化，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會由2018年的17.9%，急速上升至2036年的31.1%。人口老化使醫護服務需求上升，情況在公營醫療機構尤甚。
在公營醫院中，2016年每1,000名65歲以下人士使用1.9張病床，而65歲或以上人士則使用了10.5張，75歲或以上的使用率更高達15.7張。換句話說，未來20年多達120萬的新增65歲或以上人士，所需要的醫療資源將為65歲以下人士的5倍。
引入海外醫生 急需拆牆鬆綁
除本地需求外，香港的醫療系統需照顧外來需求。2018年超過6,500萬旅客訪港。此外，隨着內地發展迅速，很多年輕中產人士對高質素的醫療服務需求與日俱增，所以內地客也成為不少本港醫療中心的客源。
現時本港14,290名註冊醫生正為740萬人提供服務，當中只有一半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卻需照顧超過80%的住院病人。在公營體系「迫爆」外，香港每1,000人只有1.9名醫生，數字既遠低於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平均數3.4，也落後於國際同儕，包括新加坡的2.4。
面對醫療人手嚴重短缺，本地及海外需求急速上升，依靠「專業自主」解決問題形同坐以待斃。政府必須收回醫委會權力，大刀闊斧改變引入海外醫生政策，增加香港的醫生供應。
星免試模式 設認可學院名單
每個專業界別均有其獨特的知識範圍，筆者同意專業人士在監管業界人士操守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不可取替，因為旁人根本不可能透徹了解業界運作。不過，讓專業界別享有「專業自主」的權利時，也不可凌駕公眾利益。
以醫委會為例，本身大部分是執業醫生，代表的是業界利益。在處理引入海外醫生事件中，委員需要自然考慮業界利益為先，而非公眾利益，因此制度是存有極大的利益衝突。醫委會之前因否決所有放寬引入海外醫生的方案，泛民與建制罕有地團結一致，也曾提出私人條例草案，要求收回醫委會權力，加快引入海外醫生進度。
在增加醫護人手上，政府雖然大幅增加大學醫科生學額，但培訓一名學生成為專科醫生，需要超過十年時間，遠水根本不能救近火。香港現時迫切地需要為引入海外醫生制度拆牆鬆綁。
筆者認為政府可參考不同模式，如新加坡的免試模式，設立認可學院名單，容許他們的醫科畢業生到獲認可的醫院實習，然後成為正式註冊醫生；或者政府可恢復回歸前的制度，讓在英聯邦國家就讀醫科海外醫生，在本港免試執業。當政府可以掌控醫生人手供應的權力時，就可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節，以維持醫生質素及平衡供求。最近，新加坡將免試註冊醫生認可學院數目減少三分一，正正反映制度的的彈性。政府在人手足夠時，可調整海外醫生的執業門檻，既可保持醫生質素，又可保障本地醫生的利益。
藉5G科技 為市民健康謀福祉
在增加醫護人手供應外，政府也應善用現時發展一日千里的科技，並將簡單的醫療知識普及化，以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量。舉例說，現時不少睡眠窒息呼吸機已經具數據傳送的功能，患者在家中使用機器，其數據已經自動傳送至醫院，讓醫生參考。由騰訊牽頭企鵝醫院，提供綫上諮詢及健康評估，綫下進行面診、檢查、治療、隨診完成就醫流程，有助解決患者就醫難及醫療資源分配不平衡等問題，更令業界帶來巨變。
隨着5G技術及科技的發展，政府應使用更多可提高效率的技術。另外，政府應多製作一些醫療指南，並積極推廣，讓患者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病情及解決方案，省卻醫生在診症的解釋時間。
「不為良相，願為良醫。」是出自宋朝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意思是指如果人們擁有改變世界的志向，可在丞相及醫者二擇其一。因為前者以仁愛之心治理朝政，改善人民生活；後者以仁愛之心救助患者，則可救回寶貴人命。在解決香港現時的醫療系統問題上，筆者期望從政的人士與醫生也應安守本份，為市民的利益及健康謀最大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