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专业自主凌驾公众 医委权力应收回
免专业自主凌驾公众 医委权力应收回
撰文 :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庄太量、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 刘佐德
本港医疗系统人手不足，前线医生工作日益繁重，甚至连吃饭时间也要照顾病人，实在让大众感受“医者父母心”。虽然医委会日前放宽海外医生免实习方案，但效果非常有限，与大量吸纳海外医生相距甚远。
纵有放宽方案 年只吸30海外医生
医委会通过采纳政府方案，即海外医生在医管局、衞生署或两间医学院工作满3年，通过执业试后，可免实习，直接取得正式医生牌照。放宽实习安排后，每年料有约30名海外医生来港，但这相对于本港缺乏数千至上万计医生，真是杯水车薪。
医生业界一方面投诉工作量及压力濒临“爆煲”，另一方面不愿大幅放宽海外医生到香港执业的门槛，难免令人联想界别的“专业自主”，可能是实施“保护主义”的藉口。诚然，本港医疗系统不胜负荷，影响每一个香港人的福祉。社会固然需要专业人士在保持本港医生质素中把关，但不代表医学界可以透过制度，控制本港医生的人手供应，从而令业界人士得益。
曾有医生协会指医委会变得十分“政治化”，偏离从临床和专业角度。笔者认为医疗系统人手不足是政策问题，当然涉及政治，显示“专业自主”与公众利益呈现落差。如果医生不足而令民生长期陷入困扰，政府应收回医委会部分权力，才能有效解决。
根据政府统计处推算，香港人口将急速老化，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会由2018年的17.9%，急速上升至2036年的31.1%。人口老化使医护服务需求上升，情况在公营医疗机构尤甚。
在公营医院中，2016年每1,000名65岁以下人士使用1.9张病床，而65岁或以上人士则使用了10.5张，75岁或以上的使用率更高达15.7张。换句话说，未来20年多达120万的新增65岁或以上人士，所需要的医疗资源将为65岁以下人士的5倍。
引入海外医生 急需拆墙松绑
除本地需求外，香港的医疗系统需照顾外来需求。2018年超过6,500万旅客访港。此外，随着内地发展迅速，很多年轻中产人士对高质素的医疗服务需求与日俱增，所以内地客也成为不少本港医疗中心的客源。
现时本港14,290名注册医生正为740万人提供服务，当中只有一半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却需照顾超过80%的住院病人。在公营体系“迫爆”外，香港每1,000人只有1.9名医生，数字既远低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数3.4，也落后于国际同侪，包括新加坡的2.4。
面对医疗人手严重短缺，本地及海外需求急速上升，依靠“专业自主”解决问题形同坐以待毙。政府必须收回医委会权力，大刀阔斧改变引入海外医生政策，增加香港的医生供应。
星免试模式 设认可学院名单
每个专业界别均有其独特的知识范围，笔者同意专业人士在监管业界人士操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不可取替，因为旁人根本不可能透彻了解业界运作。不过，让专业界别享有“专业自主”的权利时，也不可凌驾公众利益。
以医委会为例，本身大部分是执业医生，代表的是业界利益。在处理引入海外医生事件中，委员需要自然考虑业界利益为先，而非公众利益，因此制度是存有极大的利益冲突。医委会之前因否决所有放宽引入海外医生的方案，泛民与建制罕有地团结一致，也曾提出私人条例草案，要求收回医委会权力，加快引入海外医生进度。
在增加医护人手上，政府虽然大幅增加大学医科生学额，但培训一名学生成为专科医生，需要超过十年时间，远水根本不能救近火。香港现时迫切地需要为引入海外医生制度拆墙松绑。
笔者认为政府可参考不同模式，如新加坡的免试模式，设立认可学院名单，容许他们的医科毕业生到获认可的医院实习，然后成为正式注册医生；或者政府可恢复回归前的制度，让在英联邦国家就读医科海外医生，在本港免试执业。当政府可以掌控医生人手供应的权力时，就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节，以维持医生质素及平衡供求。最近，新加坡将免试注册医生认可学院数目减少三分一，正正反映制度的的弹性。政府在人手足够时，可调整海外医生的执业门槛，既可保持医生质素，又可保障本地医生的利益。
藉5G科技 为市民健康谋福祉
在增加医护人手供应外，政府也应善用现时发展一日千里的科技，并将简单的医疗知识普及化，以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举例说，现时不少睡眠窒息呼吸机已经具数据传送的功能，患者在家中使用机器，其数据已经自动传送至医院，让医生参考。由腾讯牵头企鹅医院，提供线上谘询及健康评估，线下进行面诊、检查、治疗、随诊完成就医流程，有助解决患者就医难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等问题，更令业界带来巨变。
随着5G技术及科技的发展，政府应使用更多可提高效率的技术。另外，政府应多制作一些医疗指南，并积极推广，让患者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病情及解决方案，省却医生在诊症的解释时间。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是出自宋朝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意思是指如果人们拥有改变世界的志向，可在丞相及医者二择其一。因为前者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改善人民生活；后者以仁爱之心救助患者，则可救回宝贵人命。在解决香港现时的医疗系统问题上，笔者期望从政的人士与医生也应安守本份，为市民的利益及健康谋最大的福祉。
撰文 :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庄太量、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 刘佐德
本港医疗系统人手不足，前线医生工作日益繁重，甚至连吃饭时间也要照顾病人，实在让大众感受“医者父母心”。虽然医委会日前放宽海外医生免实习方案，但效果非常有限，与大量吸纳海外医生相距甚远。
纵有放宽方案 年只吸30海外医生
医委会通过采纳政府方案，即海外医生在医管局、衞生署或两间医学院工作满3年，通过执业试后，可免实习，直接取得正式医生牌照。放宽实习安排后，每年料有约30名海外医生来港，但这相对于本港缺乏数千至上万计医生，真是杯水车薪。
医生业界一方面投诉工作量及压力濒临“爆煲”，另一方面不愿大幅放宽海外医生到香港执业的门槛，难免令人联想界别的“专业自主”，可能是实施“保护主义”的藉口。诚然，本港医疗系统不胜负荷，影响每一个香港人的福祉。社会固然需要专业人士在保持本港医生质素中把关，但不代表医学界可以透过制度，控制本港医生的人手供应，从而令业界人士得益。
曾有医生协会指医委会变得十分“政治化”，偏离从临床和专业角度。笔者认为医疗系统人手不足是政策问题，当然涉及政治，显示“专业自主”与公众利益呈现落差。如果医生不足而令民生长期陷入困扰，政府应收回医委会部分权力，才能有效解决。
根据政府统计处推算，香港人口将急速老化，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会由2018年的17.9%，急速上升至2036年的31.1%。人口老化使医护服务需求上升，情况在公营医疗机构尤甚。
在公营医院中，2016年每1,000名65岁以下人士使用1.9张病床，而65岁或以上人士则使用了10.5张，75岁或以上的使用率更高达15.7张。换句话说，未来20年多达120万的新增65岁或以上人士，所需要的医疗资源将为65岁以下人士的5倍。
引入海外医生 急需拆墙松绑
除本地需求外，香港的医疗系统需照顾外来需求。2018年超过6,500万旅客访港。此外，随着内地发展迅速，很多年轻中产人士对高质素的医疗服务需求与日俱增，所以内地客也成为不少本港医疗中心的客源。
现时本港14,290名注册医生正为740万人提供服务，当中只有一半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却需照顾超过80%的住院病人。在公营体系“迫爆”外，香港每1,000人只有1.9名医生，数字既远低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数3.4，也落后于国际同侪，包括新加坡的2.4。
面对医疗人手严重短缺，本地及海外需求急速上升，依靠“专业自主”解决问题形同坐以待毙。政府必须收回医委会权力，大刀阔斧改变引入海外医生政策，增加香港的医生供应。
星免试模式 设认可学院名单
每个专业界别均有其独特的知识范围，笔者同意专业人士在监管业界人士操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不可取替，因为旁人根本不可能透彻了解业界运作。不过，让专业界别享有“专业自主”的权利时，也不可凌驾公众利益。
以医委会为例，本身大部分是执业医生，代表的是业界利益。在处理引入海外医生事件中，委员需要自然考虑业界利益为先，而非公众利益，因此制度是存有极大的利益冲突。医委会之前因否决所有放宽引入海外医生的方案，泛民与建制罕有地团结一致，也曾提出私人条例草案，要求收回医委会权力，加快引入海外医生进度。
在增加医护人手上，政府虽然大幅增加大学医科生学额，但培训一名学生成为专科医生，需要超过十年时间，远水根本不能救近火。香港现时迫切地需要为引入海外医生制度拆墙松绑。
笔者认为政府可参考不同模式，如新加坡的免试模式，设立认可学院名单，容许他们的医科毕业生到获认可的医院实习，然后成为正式注册医生；或者政府可恢复回归前的制度，让在英联邦国家就读医科海外医生，在本港免试执业。当政府可以掌控医生人手供应的权力时，就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节，以维持医生质素及平衡供求。最近，新加坡将免试注册医生认可学院数目减少三分一，正正反映制度的的弹性。政府在人手足够时，可调整海外医生的执业门槛，既可保持医生质素，又可保障本地医生的利益。
藉5G科技 为市民健康谋福祉
在增加医护人手供应外，政府也应善用现时发展一日千里的科技，并将简单的医疗知识普及化，以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举例说，现时不少睡眠窒息呼吸机已经具数据传送的功能，患者在家中使用机器，其数据已经自动传送至医院，让医生参考。由腾讯牵头企鹅医院，提供线上谘询及健康评估，线下进行面诊、检查、治疗、随诊完成就医流程，有助解决患者就医难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等问题，更令业界带来巨变。
随着5G技术及科技的发展，政府应使用更多可提高效率的技术。另外，政府应多制作一些医疗指南，并积极推广，让患者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病情及解决方案，省却医生在诊症的解释时间。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是出自宋朝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意思是指如果人们拥有改变世界的志向，可在丞相及医者二择其一。因为前者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改善人民生活；后者以仁爱之心救助患者，则可救回宝贵人命。在解决香港现时的医疗系统问题上，笔者期望从政的人士与医生也应安守本份，为市民的利益及健康谋最大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