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團結香港基金朋友：

為何要編纂《香港地方志》？

團結香港基金於上月慶祝成立10周年，獲得眾多支持者參與，我們銘感於心。這封家書，是與您分享基金會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編纂《香港地方志》。 地方志是中華傳統，有2千多年歷史，既古老，又歷久常新，是用之不竭的寶藏。我在香港大學本科讀歷史時曾經讀到明代山西巡撫（亦等於今天的山西省委書記和省長）楊宗氣的事，他曾說過：「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 

地方志為何如此重要？因為地方志既是歷史，但超越歷史。五千年來在中華大地發生過的一切，煙波浩瀚；涉及的文明智慧風土人情，天地無限。但絕大部分的燦爛和沉澱，都不是學術意義上的「歷史事件」，故此史書未必能盡攬其中。有文章報導在革命時期領導層每到一處地方，都首先徵集當地的地方志來參閱，以了解其風土民情，因為地方志承載了巍巍中華博大精深的地方智慧。 

2019年，董建華先生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賡續編修地方志的中華文化傳統，是香港文化回歸的一個標誌。自我出任基金會總裁以來，每每涉及到地方志中心的工作或見到中心的同事，都有種特別的親切和關心。 

地方志的出現，是中央治理地方的表現，就像今天中央需要了解每個地方的地情一樣。中國幅員遼闊，自古以來我們形成一整套嚴格的制度，做到下情上達。與史書不同，地方志不僅記述一地的建置、人口、經濟、社會的重要事項，還記錄大量關於氣候、自然災害、植被、水文、民風民俗的情況，是中華民族取之不盡的寶藏。

那麼，在今天資訊傳播日益發達的信息時代，我們還需要像古人一樣地編修香港志嗎？它的意義又在那裡呢？ 

首先，我們需要全面系統地保存各方面的資料。儘管現如今各行各業都有對自己的記錄，如政府部門出版的年刊，大公司出版的年報，個人撰寫的回憶錄，但是這些都不能像地方志一樣，力爭全面、客觀、系統地搜集、梳理和記述一個地方的全貌。香港生活空間小，不少公司甚至報館，停業後，所積累的資料往往會散失或丟掉，這種狀況實在令人扼腕。 幾年前，文化博物館籌建金庸館時就發現，不少金庸的手稿、他在《明報》撰寫的社評，都沒能系統地保留下來。金庸很早就蜚聲華人社會，連這樣重要作家留下的資料也非常有限，其他人的情況就可想而知。因此，《香港志》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全面系統地記述香港各領域的情況，把我們的探索、嘗試、成就和教訓記錄下來，留給後人。

其次，地方志在資政方面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要建設幾百個大中型廠礦，廠礦建設需要當地地震烈度數據，而政府當時沒有這方面的任何資訊。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地質學家李四光決定發揮中國史載不絕的優勢，利用古代地震記載資料，來擬設廠礦地址的地震烈度。他使用的歷史資料中就包括5600種舊志。在全國的支持下，中科院1956年出版了《中國地震資料年表》，為新中國建設的選址及防震抗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南。

再次，我還了解到地方志與學術研究密切的關係。大家都知道，上海與香港開埠的時間相近，兩地都曾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過極其重要的角色，是動人的雙城記故事。然而，今天在海內外學術界，上海學的研究卻遠遠走在香港學研究的前面。這部分歸因於上海各種史料整理得完整系統、上海志編修質量出眾。上海史料的齊備推動了學界對上海發展的研究和探討；同時上海學的研究成果，也反過來擴大了上海修志在史料上的搜集，以及對現實更廣泛的關注。香港由於近現代歷史特殊的經歷，學術界對香港研究起步較晚，我盼望通過本輪編修的努力，能夠推動學術界對香港更為深入的研究，令二者進入相輔相成的階段。特別是兩位資深的香港史學者劉智鵬教授和劉蜀永教授自今年二月份出任中心的正副總編輯，對我們有重要意義。

中心自成立以來，已出版了《總述 大事記》及自然部類的《建置與地區概況》《人口》《自然環境》《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9月20日，當我在北京拜訪中國地方志領導小組時，從他們手中接到了國家方志館收藏中心編修的上述五本志書的收藏證明書。我為中心同仁感到無比驕傲的同時，也代表基金會向社會各界對我們工作所給予的鼎力支持，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明年中心將進入出版高峰年，不僅經濟部類13卷志書會與讀者見面，文化部類13卷也將一並出版。編輯、專家和同事都正在共同努力中。 

擱筆之前，記起9月25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先生於團結香港基金十周年慶祝酒會上請陳智思主席代為讀出其賀信，其中便提到習近平主席給予寧波企業家回信所說的精神：傳承愛國愛鄉傳統。中心於明年出版經濟卷、當中就包括一些家族企業在港發展事蹟，及如何為國家改革作出貢獻。現今企業如何借鑒上一代的努力，以史為鑒承傳精神，自然能於現今千變萬化複雜時代識變應變和求變有道。 

以上分享只為個人感受，在修志專家面前，是見笑了。

李正儀
團結香港基金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