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团结香港基金朋友：

为何要编纂《香港地方志》？

团结香港基金于上月庆祝成立10周年，获得众多支持者参与，我们铭感于心。这封家书，是与您分享基金会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编纂《香港地方志》。 地方志是中华传统，有2千多年历史，既古老，又历久常新，是用之不竭的宝藏。我在香港大学本科读历史时曾经读到明代山西巡抚（亦等于今天的山西省委书记和省长）杨宗气的事，他曾说过：“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地方志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地方志既是历史，但超越历史。五千年来在中华大地发生过的一切，烟波浩瀚；涉及的文明智慧风土人情，天地无限。但绝大部分的灿烂和沉淀，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事件”，故此史书未必能尽揽其中。有文章报导在革命时期领导层每到一处地方，都首先征集当地的地方志来参阅，以了解其风土民情，因为地方志承载了巍巍中华博大精深的地方智慧。 

2019年，董建华先生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赓续编修地方志的中华文化传统，是香港文化回归的一个标志。自我出任基金会总裁以来，每每涉及到地方志中心的工作或见到中心的同事，都有种特别的亲切和关心。 

地方志的出现，是中央治理地方的表现，就像今天中央需要了解每个地方的地情一样。中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我们形成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做到下情上达。与史书不同，地方志不仅记述一地的建置、人口、经济、社会的重要事项，还记录大量关于气候、自然灾害、植被、水文、民风民俗的情况，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宝藏。

那么，在今天资讯传播日益发达的信息时代，我们还需要像古人一样地编修香港志吗？它的意义又在那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全面系统地保存各方面的资料。尽管现如今各行各业都有对自己的记录，如政府部门出版的年刊，大公司出版的年报，个人撰写的回忆录，但是这些都不能像地方志一样，力争全面、客观、系统地搜集、梳理和记述一个地方的全貌。香港生活空间小，不少公司甚至报馆，停业后，所积累的资料往往会散失或丢掉，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扼腕。 几年前，文化博物馆筹建金庸馆时就发现，不少金庸的手稿、他在《明报》撰写的社评，都没能系统地保留下来。金庸很早就蜚声华人社会，连这样重要作家留下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其他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因此，《香港志》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全面系统地记述香港各领域的情况，把我们的探索、尝试、成就和教训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其次，地方志在资政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建设几百个大中型厂矿，厂矿建设需要当地地震烈度数据，而政府当时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资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决定发挥中国史载不绝的优势，利用古代地震记载资料，来拟设厂矿地址的地震烈度。他使用的历史资料中就包括5600种旧志。在全国的支持下，中科院1956年出版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为新中国建设的选址及防震抗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南。

再次，我还了解到地方志与学术研究密切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上海与香港开埠的时间相近，两地都曾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动人的双城记故事。然而，今天在海内外学术界，上海学的研究却远远走在香港学研究的前面。这部分归因于上海各种史料整理得完整系统、上海志编修质量出众。上海史料的齐备推动了学界对上海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同时上海学的研究成果，也反过来扩大了上海修志在史料上的搜集，以及对现实更广泛的关注。香港由于近现代历史特殊的经历，学术界对香港研究起步较晚，我盼望通过本轮编修的努力，能够推动学术界对香港更为深入的研究，令二者进入相辅相成的阶段。特别是两位资深的香港史学者刘智鹏教授和刘蜀永教授自今年二月份出任中心的正副总编辑，对我们有重要意义。

中心自成立以来，已出版了《总述 大事记》及自然部类的《建置与地区概况》《人口》《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保育》。9月20日，当我在北京拜访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时，从他们手中接到了国家方志馆收藏中心编修的上述五本志书的收藏证明书。我为中心同仁感到无比骄傲的同时，也代表基金会向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所给予的鼎力支持，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明年中心将进入出版高峰年，不仅经济部类13卷志书会与读者见面，文化部类13卷也将一并出版。编辑、专家和同事都正在共同努力中。 

搁笔之前，记起9月25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先生于团结香港基金十周年庆祝酒会上请陈智思主席代为读出其贺信，其中便提到习近平主席给予宁波企业家回信所说的精神：传承爱国爱乡传统。中心于明年出版经济卷、当中就包括一些家族企业在港发展事迹，及如何为国家改革作出贡献。现今企业如何借鉴上一代的努力，以史为鉴承传精神，自然能于现今千变万化复杂时代识变应变和求变有道。 

以上分享只为个人感受，在修志专家面前，是见笑了。

李正仪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