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當家人意識 探索新治理模式
強化當家人意識 探索新治理模式
中共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舉行的專題研討會上強調，香港需要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夏主任語重心長的論述行政主導的特點，說明香港的行政主導是國際上一種體制，行政長官為政府之首，亦有立法、司法代表的民意支持，而公務員作為維護行政主導的重要部分，必須擔當起社會治理責任。加上香港立法會新一屆議員剛就職，代表民意的議員們，更需與公務員協同建立一套為支持行政長官良政善治而治理香港的民意基礎。
成都「鄰里月台」 多元服務並存
香港實有需要探索新型社會治理模式，這讓我回想起早前與團結香港基金同事赴成都參訪的經歷，那次考察讓我們深入了解到當地社區治理的實效。回港後，至今我仍反覆思考：我們應如何優化香港的城市與社區治理？成都的核心經驗對香港未來的社區發展路向又有何啟示？
回顧當時我和團隊到訪成都的「鄰里月台」，這是一個由「愛有戲社區發展中心」營運的社區服務空間，但我首個強烈的感覺是：很難再用香港傳統的「社福單位」模式來理解它。
「愛有戲社區發展中心」是一個立足成都，擁有逾250名社工與醫護人員的跨專業非牟利機構，現為全國百強社工機構。早期以社區文化活動及公共藝術項目見稱，近年逐步轉型為社工、醫護人員、公共藝術家結合，以社區營造為重的綜合平台。他們一方面承接政府項目，另一方面亦積極引入社會企業與小微商企，在同一空間內實驗多元場景與新型服務，既有專業性，又有彈性。
在「鄰里月台」的平台中，傳統社工和醫護專業服務與多元化的社會實踐無縫並存--我們看到了幼兒遊戲班、工作坊、圖書館與劇場，甚至還有社企二手店、茶館與咖啡店。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各類跨界活動的交織，例如「心理健康服務課程」、「以書換咖啡」、「青年藝術家交流會」、「居民就業支持計劃」、「社區AI沙龍」、「老年藝術家計劃」等等。以長者服務為例，長者和社區不同年齡人士一同活躍參與社區發展：長者在茶館中與青年交流技藝，在AI沙龍中跨越數位鴻溝，更透過「老年藝術家計劃」與年輕創作者共同策展。這種模式讓長者在「助老互助」的互動網絡中找到新角色，從而推動社區「助老自治」的實現。
這種多元景象，並非偶然的湊合，而是背後有一套治理邏輯支撑。這讓我意識到，要讓如此豐富的服務有機並存，除了打破我們傳統的社會福利思維外，關鍵在於打破單向的「施與受」的關係。
讓服務對象 轉化成治理參與者
在這過程之中，我觀察到「官、社、民」三方的深度疊加與共議，並成功孵化出具備市場生命力的「商」元素，形成一套能突破資源瓶頸、實踐社區共治的「官、社、民+商」模式。政府（街道辦事處）不再壟斷決策權，非牟利機構（愛有戲）不再僅是按合約執行任務提供服務，居民（居民委員會）也從被動的服務對象角色轉化為治理主體的重要參與者。
更重要的是，這套模式還啟動了一個「社服專業化」的孵化過程：非牟利機構擁有服務孵化功能，將社區內的零散資源培育成具備醫療護理、心理輔導等社會專業服務，讓平凡的鄰里互助需要升格為專業支援系統。在對話機制與官方的政策賦權下，「商」透過「公益低償」的營運模式，得以有機生成，並由在地居民親自參與提供服務，尤其是長者一群。這種具備市場邏輯的實踐，成功為社區創造了穩定的「造血」功能，將原本單向的投入轉化為資源的閉環流轉。
要理解這種治理邏輯的轉型，最直觀的方式莫過於分享我當日聽到的一段居民自白。分享者是一位來自小康家庭的全職媽媽，上有高堂，下有幼子。
她的生活與「鄰里月台」這個空間早已緊密相連：每天孩子下課後，她會陪同孩子到中心參加遊戲班，而那裏的帶遊戲的正是她退休的母親。這位外婆數月前剛完成了由專業社工與醫護人員開辦的「兒童心理健康」課程，並憑藉這份資歷，正式在遊戲班中工作發揮餘熱。與此同時，她退休的父親則在同一空間內的微型劇場，與老街坊排練在地故事劇，積極籌備在其他地區演出。
隨後，她便會走進隔壁的社區咖啡店開始工作。這家店專門為像她這樣需要彈性工時的在地婦女提供崗位，讓她在兼顧家庭之餘，能透過勞動獲得經濟收入與自我認同。從樓面到咖啡師，她自豪地形容，自己幾乎記得每一位同區熟客的口味偏好，總能為鄰里遞上一杯最溫暖的定制咖啡。這種從日常勞動中建立的深厚連結，讓咖啡店不再僅是一個工作場所，更是鄰里間傳遞溫度與默契的情感空間。
她與家人更會定期參與對等協商的社區議事會議，讓居民能與街道辦代表、非牟利機構負責人、居民委員會及社企營運者坐在一起，共同討論空間的運用與資源分配。從咖啡店、遊戲班、甚至是微型劇場，她們一家都能發揮影響力並直接參與決策。這種深度參與，讓他們從服務的使用者，真正蛻變為社區共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而對居民而言，在社區中心內消費的商品及服務，例如一杯咖啡或購買一張戲票，租用場地等等，本質上都是在支持大家鄰里的福祉。這種消費行為，讓社會凝聚力不再是抽象的口號，具象化為日常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實踐，達致「共生」。
「共生」治理 創造良政善治土壤
香港的社區治理或社會服務營運模式，正需要由效率主導調整至凝聚社會力量的思維，成都「鄰里月台」的「共生」理念正好就是公務員和議員需要學習。
成都例子為香港提供了一個關鍵啟示，我們看到了一種超越利益交換，藉參與達致多贏的社會團結，「官、社、民、商」各司其職，在相互賦權建立「共商」、「共議」、「共生」的新型治理範式，社區的居民同時成為社區的得益者、貢獻者與參與者，社會治理的韌性便油然而生。這種環境不僅滋養了社區的互助精神，更可為政府與民間創造出良政善治土壤。
中共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舉行的專題研討會上強調，香港需要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夏主任語重心長的論述行政主導的特點，說明香港的行政主導是國際上一種體制，行政長官為政府之首，亦有立法、司法代表的民意支持，而公務員作為維護行政主導的重要部分，必須擔當起社會治理責任。加上香港立法會新一屆議員剛就職，代表民意的議員們，更需與公務員協同建立一套為支持行政長官良政善治而治理香港的民意基礎。
成都「鄰里月台」 多元服務並存
香港實有需要探索新型社會治理模式，這讓我回想起早前與團結香港基金同事赴成都參訪的經歷，那次考察讓我們深入了解到當地社區治理的實效。回港後，至今我仍反覆思考：我們應如何優化香港的城市與社區治理？成都的核心經驗對香港未來的社區發展路向又有何啟示？
回顧當時我和團隊到訪成都的「鄰里月台」，這是一個由「愛有戲社區發展中心」營運的社區服務空間，但我首個強烈的感覺是：很難再用香港傳統的「社福單位」模式來理解它。
「愛有戲社區發展中心」是一個立足成都，擁有逾250名社工與醫護人員的跨專業非牟利機構，現為全國百強社工機構。早期以社區文化活動及公共藝術項目見稱，近年逐步轉型為社工、醫護人員、公共藝術家結合，以社區營造為重的綜合平台。他們一方面承接政府項目，另一方面亦積極引入社會企業與小微商企，在同一空間內實驗多元場景與新型服務，既有專業性，又有彈性。
在「鄰里月台」的平台中，傳統社工和醫護專業服務與多元化的社會實踐無縫並存--我們看到了幼兒遊戲班、工作坊、圖書館與劇場，甚至還有社企二手店、茶館與咖啡店。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各類跨界活動的交織，例如「心理健康服務課程」、「以書換咖啡」、「青年藝術家交流會」、「居民就業支持計劃」、「社區AI沙龍」、「老年藝術家計劃」等等。以長者服務為例，長者和社區不同年齡人士一同活躍參與社區發展：長者在茶館中與青年交流技藝，在AI沙龍中跨越數位鴻溝，更透過「老年藝術家計劃」與年輕創作者共同策展。這種模式讓長者在「助老互助」的互動網絡中找到新角色，從而推動社區「助老自治」的實現。
這種多元景象，並非偶然的湊合，而是背後有一套治理邏輯支撑。這讓我意識到，要讓如此豐富的服務有機並存，除了打破我們傳統的社會福利思維外，關鍵在於打破單向的「施與受」的關係。
讓服務對象 轉化成治理參與者
在這過程之中，我觀察到「官、社、民」三方的深度疊加與共議，並成功孵化出具備市場生命力的「商」元素，形成一套能突破資源瓶頸、實踐社區共治的「官、社、民+商」模式。政府（街道辦事處）不再壟斷決策權，非牟利機構（愛有戲）不再僅是按合約執行任務提供服務，居民（居民委員會）也從被動的服務對象角色轉化為治理主體的重要參與者。
更重要的是，這套模式還啟動了一個「社服專業化」的孵化過程：非牟利機構擁有服務孵化功能，將社區內的零散資源培育成具備醫療護理、心理輔導等社會專業服務，讓平凡的鄰里互助需要升格為專業支援系統。在對話機制與官方的政策賦權下，「商」透過「公益低償」的營運模式，得以有機生成，並由在地居民親自參與提供服務，尤其是長者一群。這種具備市場邏輯的實踐，成功為社區創造了穩定的「造血」功能，將原本單向的投入轉化為資源的閉環流轉。
要理解這種治理邏輯的轉型，最直觀的方式莫過於分享我當日聽到的一段居民自白。分享者是一位來自小康家庭的全職媽媽，上有高堂，下有幼子。
她的生活與「鄰里月台」這個空間早已緊密相連：每天孩子下課後，她會陪同孩子到中心參加遊戲班，而那裏的帶遊戲的正是她退休的母親。這位外婆數月前剛完成了由專業社工與醫護人員開辦的「兒童心理健康」課程，並憑藉這份資歷，正式在遊戲班中工作發揮餘熱。與此同時，她退休的父親則在同一空間內的微型劇場，與老街坊排練在地故事劇，積極籌備在其他地區演出。
隨後，她便會走進隔壁的社區咖啡店開始工作。這家店專門為像她這樣需要彈性工時的在地婦女提供崗位，讓她在兼顧家庭之餘，能透過勞動獲得經濟收入與自我認同。從樓面到咖啡師，她自豪地形容，自己幾乎記得每一位同區熟客的口味偏好，總能為鄰里遞上一杯最溫暖的定制咖啡。這種從日常勞動中建立的深厚連結，讓咖啡店不再僅是一個工作場所，更是鄰里間傳遞溫度與默契的情感空間。
她與家人更會定期參與對等協商的社區議事會議，讓居民能與街道辦代表、非牟利機構負責人、居民委員會及社企營運者坐在一起，共同討論空間的運用與資源分配。從咖啡店、遊戲班、甚至是微型劇場，她們一家都能發揮影響力並直接參與決策。這種深度參與，讓他們從服務的使用者，真正蛻變為社區共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而對居民而言，在社區中心內消費的商品及服務，例如一杯咖啡或購買一張戲票，租用場地等等，本質上都是在支持大家鄰里的福祉。這種消費行為，讓社會凝聚力不再是抽象的口號，具象化為日常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實踐，達致「共生」。
「共生」治理 創造良政善治土壤
香港的社區治理或社會服務營運模式，正需要由效率主導調整至凝聚社會力量的思維，成都「鄰里月台」的「共生」理念正好就是公務員和議員需要學習。
成都例子為香港提供了一個關鍵啟示，我們看到了一種超越利益交換，藉參與達致多贏的社會團結，「官、社、民、商」各司其職，在相互賦權建立「共商」、「共議」、「共生」的新型治理範式，社區的居民同時成為社區的得益者、貢獻者與參與者，社會治理的韌性便油然而生。這種環境不僅滋養了社區的互助精神，更可為政府與民間創造出良政善治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