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当家人意识 探索新治理模式
强化当家人意识 探索新治理模式
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强调，香港需要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
夏主任语重心长的论述行政主导的特点，说明香港的行政主导是国际上一种体制，行政长官为政府之首，亦有立法、司法代表的民意支持，而公务员作为维护行政主导的重要部分，必须担当起社会治理责任。加上香港立法会新一届议员刚就职，代表民意的议员们，更需与公务员协同建立一套为支持行政长官良政善治而治理香港的民意基础。
成都“邻里月台” 多元服务并存
香港实有需要探索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让我回想起早前与团结香港基金同事赴成都参访的经历，那次考察让我们深入了解到当地社区治理的实效。回港后，至今我仍反覆思考：我们应如何优化香港的城市与社区治理？成都的核心经验对香港未来的社区发展路向又有何启示？
回顾当时我和团队到访成都的“邻里月台”，这是一个由“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营运的社区服务空间，但我首个强烈的感觉是：很难再用香港传统的“社福单位”模式来理解它。
“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是一个立足成都，拥有逾250名社工与医护人员的跨专业非牟利机构，现为全国百强社工机构。早期以社区文化活动及公共艺术项目见称，近年逐步转型为社工、医护人员、公共艺术家结合，以社区营造为重的综合平台。他们一方面承接政府项目，另一方面亦积极引入社会企业与小微商企，在同一空间内实验多元场景与新型服务，既有专业性，又有弹性。
在“邻里月台”的平台中，传统社工和医护专业服务与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无缝并存--我们看到了幼儿游戏班、工作坊、图书馆与剧场，甚至还有社企二手店、茶馆与咖啡店。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各类跨界活动的交织，例如“心理健康服务课程”、“以书换咖啡”、“青年艺术家交流会”、“居民就业支持计划”、“社区AI沙龙”、“老年艺术家计划”等等。以长者服务为例，长者和社区不同年龄人士一同活跃参与社区发展：长者在茶馆中与青年交流技艺，在AI沙龙中跨越数位鸿沟，更透过“老年艺术家计划”与年轻创作者共同策展。这种模式让长者在“助老互助”的互动网络中找到新角色，从而推动社区“助老自治”的实现。
这种多元景象，并非偶然的凑合，而是背后有一套治理逻辑支撑。这让我意识到，要让如此丰富的服务有机并存，除了打破我们传统的社会福利思维外，关键在于打破单向的“施与受”的关系。
让服务对象 转化成治理参与者
在这过程之中，我观察到“官、社、民”三方的深度叠加与共议，并成功孵化出具备市场生命力的“商”元素，形成一套能突破资源瓶颈、实践社区共治的“官、社、民+商”模式。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再垄断决策权，非牟利机构（爱有戏）不再仅是按合约执行任务提供服务，居民（居民委员会）也从被动的服务对象角色转化为治理主体的重要参与者。
更重要的是，这套模式还启动了一个“社服专业化”的孵化过程：非牟利机构拥有服务孵化功能，将社区内的零散资源培育成具备医疗护理、心理辅导等社会专业服务，让平凡的邻里互助需要升格为专业支援系统。在对话机制与官方的政策赋权下，“商”透过“公益低偿”的营运模式，得以有机生成，并由在地居民亲自参与提供服务，尤其是长者一群。这种具备市场逻辑的实践，成功为社区创造了稳定的“造血”功能，将原本单向的投入转化为资源的闭环流转。
要理解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型，最直观的方式莫过于分享我当日听到的一段居民自白。分享者是一位来自小康家庭的全职妈妈，上有高堂，下有幼子。
她的生活与“邻里月台”这个空间早已紧密相连：每天孩子下课后，她会陪同孩子到中心参加游戏班，而那里的带游戏的正是她退休的母亲。这位外婆数月前刚完成了由专业社工与医护人员开办的“儿童心理健康”课程，并凭藉这份资历，正式在游戏班中工作发挥余热。与此同时，她退休的父亲则在同一空间内的微型剧场，与老街坊排练在地故事剧，积极筹备在其他地区演出。
随后，她便会走进隔壁的社区咖啡店开始工作。这家店专门为像她这样需要弹性工时的在地妇女提供岗位，让她在兼顾家庭之余，能透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与自我认同。从楼面到咖啡师，她自豪地形容，自己几乎记得每一位同区熟客的口味偏好，总能为邻里递上一杯最温暖的定制咖啡。这种从日常劳动中建立的深厚链接，让咖啡店不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邻里间传递温度与默契的情感空间。
她与家人更会定期参与对等协商的社区议事会议，让居民能与街道办代表、非牟利机构负责人、居民委员会及社企营运者坐在一起，共同讨论空间的运用与资源分配。从咖啡店、游戏班、甚至是微型剧场，她们一家都能发挥影响力并直接参与决策。这种深度参与，让他们从服务的使用者，真正蜕变为社区共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而对居民而言，在社区中心内消费的商品及服务，例如一杯咖啡或购买一张戏票，租用场地等等，本质上都是在支持大家邻里的福祉。这种消费行为，让社会凝聚力不再是抽象的口号，具象化为日常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实践，达致“共生”。
“共生”治理 创造良政善治土壤
香港的社区治理或社会服务营运模式，正需要由效率主导调整至凝聚社会力量的思维，成都“邻里月台”的“共生”理念正好就是公务员和议员需要学习。
成都例子为香港提供了一个关键启示，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越利益交换，藉参与达致多赢的社会团结，“官、社、民、商”各司其职，在相互赋权建立“共商”、“共议”、“共生”的新型治理范式，社区的居民同时成为社区的得益者、贡献者与参与者，社会治理的韧性便油然而生。这种环境不仅滋养了社区的互助精神，更可为政府与民间创造出良政善治土壤。
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强调，香港需要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
夏主任语重心长的论述行政主导的特点，说明香港的行政主导是国际上一种体制，行政长官为政府之首，亦有立法、司法代表的民意支持，而公务员作为维护行政主导的重要部分，必须担当起社会治理责任。加上香港立法会新一届议员刚就职，代表民意的议员们，更需与公务员协同建立一套为支持行政长官良政善治而治理香港的民意基础。
成都“邻里月台” 多元服务并存
香港实有需要探索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让我回想起早前与团结香港基金同事赴成都参访的经历，那次考察让我们深入了解到当地社区治理的实效。回港后，至今我仍反覆思考：我们应如何优化香港的城市与社区治理？成都的核心经验对香港未来的社区发展路向又有何启示？
回顾当时我和团队到访成都的“邻里月台”，这是一个由“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营运的社区服务空间，但我首个强烈的感觉是：很难再用香港传统的“社福单位”模式来理解它。
“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是一个立足成都，拥有逾250名社工与医护人员的跨专业非牟利机构，现为全国百强社工机构。早期以社区文化活动及公共艺术项目见称，近年逐步转型为社工、医护人员、公共艺术家结合，以社区营造为重的综合平台。他们一方面承接政府项目，另一方面亦积极引入社会企业与小微商企，在同一空间内实验多元场景与新型服务，既有专业性，又有弹性。
在“邻里月台”的平台中，传统社工和医护专业服务与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无缝并存--我们看到了幼儿游戏班、工作坊、图书馆与剧场，甚至还有社企二手店、茶馆与咖啡店。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各类跨界活动的交织，例如“心理健康服务课程”、“以书换咖啡”、“青年艺术家交流会”、“居民就业支持计划”、“社区AI沙龙”、“老年艺术家计划”等等。以长者服务为例，长者和社区不同年龄人士一同活跃参与社区发展：长者在茶馆中与青年交流技艺，在AI沙龙中跨越数位鸿沟，更透过“老年艺术家计划”与年轻创作者共同策展。这种模式让长者在“助老互助”的互动网络中找到新角色，从而推动社区“助老自治”的实现。
这种多元景象，并非偶然的凑合，而是背后有一套治理逻辑支撑。这让我意识到，要让如此丰富的服务有机并存，除了打破我们传统的社会福利思维外，关键在于打破单向的“施与受”的关系。
让服务对象 转化成治理参与者
在这过程之中，我观察到“官、社、民”三方的深度叠加与共议，并成功孵化出具备市场生命力的“商”元素，形成一套能突破资源瓶颈、实践社区共治的“官、社、民+商”模式。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再垄断决策权，非牟利机构（爱有戏）不再仅是按合约执行任务提供服务，居民（居民委员会）也从被动的服务对象角色转化为治理主体的重要参与者。
更重要的是，这套模式还启动了一个“社服专业化”的孵化过程：非牟利机构拥有服务孵化功能，将社区内的零散资源培育成具备医疗护理、心理辅导等社会专业服务，让平凡的邻里互助需要升格为专业支援系统。在对话机制与官方的政策赋权下，“商”透过“公益低偿”的营运模式，得以有机生成，并由在地居民亲自参与提供服务，尤其是长者一群。这种具备市场逻辑的实践，成功为社区创造了稳定的“造血”功能，将原本单向的投入转化为资源的闭环流转。
要理解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型，最直观的方式莫过于分享我当日听到的一段居民自白。分享者是一位来自小康家庭的全职妈妈，上有高堂，下有幼子。
她的生活与“邻里月台”这个空间早已紧密相连：每天孩子下课后，她会陪同孩子到中心参加游戏班，而那里的带游戏的正是她退休的母亲。这位外婆数月前刚完成了由专业社工与医护人员开办的“儿童心理健康”课程，并凭藉这份资历，正式在游戏班中工作发挥余热。与此同时，她退休的父亲则在同一空间内的微型剧场，与老街坊排练在地故事剧，积极筹备在其他地区演出。
随后，她便会走进隔壁的社区咖啡店开始工作。这家店专门为像她这样需要弹性工时的在地妇女提供岗位，让她在兼顾家庭之余，能透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与自我认同。从楼面到咖啡师，她自豪地形容，自己几乎记得每一位同区熟客的口味偏好，总能为邻里递上一杯最温暖的定制咖啡。这种从日常劳动中建立的深厚链接，让咖啡店不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邻里间传递温度与默契的情感空间。
她与家人更会定期参与对等协商的社区议事会议，让居民能与街道办代表、非牟利机构负责人、居民委员会及社企营运者坐在一起，共同讨论空间的运用与资源分配。从咖啡店、游戏班、甚至是微型剧场，她们一家都能发挥影响力并直接参与决策。这种深度参与，让他们从服务的使用者，真正蜕变为社区共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而对居民而言，在社区中心内消费的商品及服务，例如一杯咖啡或购买一张戏票，租用场地等等，本质上都是在支持大家邻里的福祉。这种消费行为，让社会凝聚力不再是抽象的口号，具象化为日常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实践，达致“共生”。
“共生”治理 创造良政善治土壤
香港的社区治理或社会服务营运模式，正需要由效率主导调整至凝聚社会力量的思维，成都“邻里月台”的“共生”理念正好就是公务员和议员需要学习。
成都例子为香港提供了一个关键启示，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越利益交换，藉参与达致多赢的社会团结，“官、社、民、商”各司其职，在相互赋权建立“共商”、“共议”、“共生”的新型治理范式，社区的居民同时成为社区的得益者、贡献者与参与者，社会治理的韧性便油然而生。这种环境不仅滋养了社区的互助精神，更可为政府与民间创造出良政善治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