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美香  资深传媒人

由于港府对基础研究倾斜，令教授们在这方面硕果累累，香港高校跻身在国际卓越水平。然而，令港人感到不值的是，为什么香港科研学术成果一流而产业落后？关键是，港府对高校拨款机制过度倾向基础研究，忽视应用研究。现在港府提倡科研发展，不得不因应施政而有所调整。

现行政策 倾斜研究

现时香港高校的研究拨款来自UGC（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与RGC（研究资助局）。RGC拨款方面，分配予各间院校是依据RAE（研究评审工作），RAE的评审标准八成来自“研究成果”，二成来自其他对学术的评估，即取得多少研究资源的投入、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如获一流学术期刊颁奖或获邀主编）。

至于UGC发放予高校的拨款，75%用于教学，25%用于研究（即R-Block，直资研究拨款），后者根据RAE评核结果而决定如何分配的。

换句话说，RAE对高校研究拨款的影响至为关键，反映UGC与RGC着重基础研究，欠注视应用研究。主要症结有三：一、对于基础科学论文的成果计分拨款，对于应用科技成果如知识转移则不予重视；二、拨款机制重视教授的论文对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没有关注其对经济、文化及社会产生的影响力；三、拨款机制重视科研资源的投入源自RGC（用于基础研究），而不计算源自ITF（创新科技基金，用于应用研究）。

由于港府不重视应用科技，已构成校方与教授推行知识转移时困难重重，欠缺积极性：

一、教授欠缺诱因进行科研转移

大学教授进行科研，首重撰写的论文能刊在国际顶尖期刊；一旦发现具商业价值，便申请专利。申请专利，花费不菲，向美国申请专利要用三四万美元。尽管院校可以支付，但手续相当繁复，反覆报批，琐事重重，动辄花上二三年，需时又花钱。

即使专利成功申请，教授也要通晓创业。在象牙塔钻研的学者，能八面玲珑在市场洞察商机，掌握集资、价格与需求、市务、营运……殊不容易。创新科技创业者的成功率少于1%，教授要把研究成功商品化，不宜高估。那么，教授在学术论文上胜券在握，有何诱因去冒险创业呢？况且，教授取得应用研究资金、专利发明，也不会为教授本人带来太大的升职好处。当披荆斩棘，经若干年后，一旦成果商业化，教授也没有多大收益，因为专利属于院校，七除八扣后，只有点儿收益，恐怕教授不会为此拚搏。

二、高校不善商业经营

香港高校的宗旨是创造知识和教育学生，但在现行制度下，纵有优秀学术成果，知识转移只处于次要。教授刊登论文才是非做不可，科研成果商品化彷佛是可有可无。

现时教授的科研成果多由学生转化为商品化，但容易堕进利益冲突的陷阱。教授不能以公济私，利用学生为其公司牟取利润。有时科研教授不清楚学校条款，或一不小心，诸如利用学校办公室从事公司业务便可能违规；香港城市大学早几年便有教授进行知识转移而遭受处分，校内采取宁稳勿错，知识转移便一度缓慢下来。

香港高校校内的知识转移机构，以捍衞高校的权益为己任，与企业就专利权益讨价还价，容易陷于僵化，无法有效把科研成果转移出去；商人讲求盈利，高校讲究成本，两者不容易谈得拢。面对高度政治化的香港，高校也担心被批评贱卖资产，因而院校代表在与商界议定授权时，只能战战兢兢，甚或少做少错。

现时院校每年为申报专利的开支不少， 可高达几百万之多。在审核批准时，教授从创新角度出发，但专利的有效运用应从商业考虑。如果专利批出而没有商业效益，则专利证明形同一张废纸。现在香港高校的知识转移商业化不足，便被指不能有效经营。

“现时大学虽然愿意付出适当程度的资源去开办公司，但从商业角度看，此投资常与收入不成正比，反映大学经营不善。这形成恶性循环，学校管理层因而削减在科技转移的投资。”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在《创科软实力》一书如是说。

在现行制度下，教授进行科研转移没有得到很好的奖励，一旦满腔热诚去参与，反而面对高风险，耗时又费力，那就不如维持参与学术规则的游戏，一纸论文价更高。

为了推动高校知识有效转移，UGC必须在制度上调整。正如团结香港基金研究指出，把“社会影响力”加入评核标准，使大学开始重新与商界合作，改变一贯以来只重论文的看法。由此，才是根本的推动应用科学，令院校重视应用研究论文，也注意科技成果，并将之商品化。香港料呈现更多更具创新性科研产品，科研产业有望进一步打开新的局面。

原文刊于《信报财经新闻》2016年5月31日，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