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经济发展研究主管 水志伟, 助理研究员 曾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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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由港大医学院袁国勇教授参与团队自主研发、全球首款副作用较少的喷鼻式疫苗“衞活苗一号”亦刚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疫苗于五月开展第一期临床试验，在政府2,000万元的资助下，由港大临床试验中心主理牵涉一百名参加者的研究。然而，疫苗仍要进行后期试验才能推出市场，当中第三期临床试验估计牵涉最少一万名参加者，需要到境外招募对象进行多中心（multi-center）研究。 

港深纵横多变合作模式孕育新机

香港能够成功研发疫苗并非侥幸，而是建基于多所大学在生物科技研究的扎实根基。事实上，香港的基础研究蜚声国际，成功转化落地的研究成果亦与日俱增，不少香港现正使用的新冠病毒测试技术亦为“港产”技术。为促进更多科研成果产业化，一河之隔的深圳正是进入国家庞大市场的门户。作为国家创新之都，深圳生物医药产业2020年增速达24.4%、位居市内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

坊间提出由香港进行基础研究、在深圳转化落地的“前研后产”合作模式论述并非新猷，但从“衞活苗一号”的例子可见，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亦使其精于药物及疫苗临床试验，在生物科技价值链中可担当重要角色。香港的临床试验数据屡获中国、美国、以及欧洲药监局的认可，港大临床试验中心更是国际临床试验中心联盟创始成员之一，与哈佛及剑桥齐名。

香港的临床试验优势更能创造巨大的外溢效应。面对香港病例数量不多、难以独自完成后期临床试验的情况，事实上，港大临床试验中心正筹备在深圳成立分公司，向内地引入国际临床试验管理经验，提升国内医院的临床试验水平。香港除了能为国家现代化作出贡献外，亦能确立自身作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的地位，担任统筹中港多中心后期试验的角色。而“衞活苗一号”的后期临床试验，正是可以由香港统筹两地完成；与此同时，疫苗亦得到厦门大学及北京万泰生物参与研发、内地公司负责中试批次（pilot batch）生产，这些亦是港深多变合作模式的范例。

香港理应把握河套区机遇夥深合作

香港在生物科技价值链条的角色，以及港深两地的分工合作模式确实值得认真梳理。再以临床试验为例，尽管政府有就“港产”疫苗提供资助，香港未有认真看待临床试验这个产业并作出相应规划。国家拍板建设的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区正恰好提供机会予两地就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博采众长。

对岸的深圳市政府至今已发布多份发展生物医药的政策文件，并于去年8月特别就河套区深圳园区发布规划蓝图及支持措施，旨在对标香港及国际上最有利于科创的机制，现在更正筹备迈向2035年的中长期规划。然而，香港仍未就生物科技发布发展蓝图、亦未就香港园区作出周详的产业规划。香港在新冠疫情期间确实表现了巨大的科创潜力：只有刻下积极确立自身优势、探索夥深合作的适切模式，让疫情成为分水岭，方能成就科创未来、共建生物科技创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