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曾维谦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香港自回归以来的近20年间，经济发展——无论是最宏观的生产总值（GDP）以至市民大众实际感受到的住户收入，被亚洲区的其他城市步步进逼，继而从后赶过，甚至大幅抛离。经济发展大落后这铜板的另一面，就是香港本来享有的绝佳优势，似乎正渐褪色：曾几何时，香港拥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全球排名第一的国际机场、全球效率最高的医疗体系……这些如今都不复再。

香港似乎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慢了下来：由回归至2009年，香港每年平均兴建5万多个住宅单位（包括公屋、居屋和私人住宅），但过去5年的平均却只有不足2.4万个，类似的情况亦同样见于我们的写字楼和商场面积。简而言之，香港近年的建设速度和十多年前比较，全部都放慢了至少一半！

但可能更令人忧虑的并非住屋以及经济相关的建设，而是社会民生方面的硬件，也是十多年如一日：香港对上一间落成的中型公营医院，已经要数到1999年落成的将军澳医院。更惊人的是，尽管香港的人口在过去十多年增加了12%、65岁以上长者更增加超过一半，但本港的医院病床总数，回归至今只有轻微增加！

十多年来病床总数仅微增

事实上，公营医院内科的专科门诊新症轮候时间中位数，已由2010/11年度的25个星期，增至2014/15年度的47个星期。又例如，轰动社会的大埔安老院事件，当中固然牵涉院舍管理和政府监管的问题，但亦无可否认与整体供应不足有关。

现时全港有逾11万名脑退化症患者，在85岁以上的长者当中，更是每3人便有1人患有此症，这些长者都很可能需要长期的院舍照顾。可以预见，随长者人数倍增，对安老院舍宿位的需求亦肯定爆炸性上升——即使政府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监管，若不能增加宿位和相关人手供应，院舍费用亦只会水涨船高，最终受害的还不是我们的长者？

无疑，诸如增加土地供应、医疗改革等议题，都属社会的“大手术”，当中牵连甚广、实行需时，但这不是束手就缚的藉口——港人向来以“Can-do spirit”自豪，深信没有什么是香港做不到的，亦是这样的自信、坚毅、灵活、刻苦的态度，成就了今天的东方之珠和国际金融中心。

可能大家已经忘了，在回归后首十年，当我们每年平均兴建5万个公、私营住宅单位的同时，我们也只用了40个月的时间，便由设计、填海、建造到启用了湾仔会展新翼，继而成为香港地标之一，多年被评为亚洲最佳会议展览中心；位处机场、香港另一个大型会议展览中心亚洲国际博览馆，由正式动工至开幕，也只是用了28个月。

劳动人口见顶能否放宽输入外劳？

这些不久之前的历史证明，香港绝对有魄力、有能力以高效率完成任务。当然，其中难免牵涉到一些关键而又困难的社会抉择：例如，照顾长者和病人、发展经济、改善住屋，在在都需要土地，我们能否为了更多房住户能上楼，容许增加发展密度？能否为了有新的医院和安老院，好让父母老来得到适切照顾，容许自己家的附近改划土地用途？

未来30年香港人口预测会增加约100万（或50万个住户），我们能否为了下一代有安居之所，容许在维港以外的水域有限度填海？人口老化下，香港的劳动人口势将见顶回落，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能否放宽输入外来劳动力的限制，为个别面对严峻人力荒的行业如医护、建造等拆墙松绑？这些都是大问题，绝不能只是诉诸空洞、煽情的口号就能了事。我们需要社会专注、理性、全面地分析以至辩论得益和成本，才能取得共识。

香港近年的发展落后于区内的其他城市，这是个事实。我们没法改变过去，但眼前你我手中都有权选择——继续把一切问题政治化，针锋相对、纠缠不休；还是重新聚焦一些真正重要、利民的社会、经济、民生议题，重拾成就香港传奇的干劲和魄力。而这个选择，将会决定香港以后的命运，到底是个沉沦的悲剧结局，还是璀璨夺目的新篇章。

原文刊于《信报》2015/10/03，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