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6年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APEC）「中國年」拉開帷幕，全球目光再度聚焦粵港澳大灣區。今年11月，APEC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深圳隆重舉行，這是繼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後，中國第三次主辦此項國際盛事。全年約有300場分布於廣州、上海、大連及香港等地的系列活動，而其中一個重頭戲APEC財政部長會議，將於10月率先在香港舉行。

此次「一會兩地」的安排，即深圳主辦領導人峰會；香港負責財長會議，除了反映國家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肯定外，更是向全球展示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實力與制度活力。

千載難逢經濟外交窗口

對香港而言，這絕不僅是一場為期兩天的外交活動，更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經濟外交窗口。 

2026年APEC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並將「開放、創新、合作」列為三大優先領域，正是對當前時代挑戰的有力回應。

選擇深圳作為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舉辦地，有頗強的象徵意義。 據深圳市統計局及海關的統計顯示，2025年深圳市地區生產總值已逾38,7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5%；去年的外貿進出口再創新高、總額達45,500億元人民幣，連續33年蟬聯內地城市出口榜首。

從邊陲小鎮到國際都市，深圳用40多年成就如此驕人成績，成為向全球展示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最佳窗口。深港兩地僅一河之隔，而「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已躍居全球第一位，這個「雙子城」組合，是中國向世界講述開放故事的最強底牌。 

「一會兩地」創造了APEC少有的雙城聯動和雙重體驗。兩地不僅是地理上的毗鄰，更是制度上的互補——深圳代表創新與製造的速度；香港代表金融與法治的深度。 

這種安排可讓全球21個經濟體的財金首腦同時體驗大灣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見證跨制度、跨領域協同的合作範本。 

展示國際金融中心實力最佳舞台

過去數年，國際輿論場上偶有出現「金融中心遺址」等偏頗謬論，這次的財長會議，正是香港展示國際金融中心實力的最佳舞台。

與其隔空向國際社會解釋香港的優勢，不如讓各國財金首腦親自到來置身其中：在普通法制度下討論跨境投資規則、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市場環境中交流政策經驗、在全球最高效的金融基建上完成實時交易示範。這種親身感受所積累的國際口碑，遠比任何對外宣傳更具說服力。 

此外，APEC全年涵蓋貿易、數字經濟、交通、旅遊、中小企業、能源等約十場專業部長會。香港應主動爭取承辦或協辦相關活動，例如可安排與會者參觀河套園區、北部都會區和東莞空港中心等地，讓他們親眼見證「廣東製造+香港服務」的粵港協同產業鏈。

 在品牌塑造方面，2014年北京留下「APEC藍」的經典品牌記憶，香港也可作此嘗試；可利用旅發局16.6億元的撥款、全新取代「幻彩詠香江」的表演項目，以及5月啟用的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向外展示一個煥然一新的城市形象。

而在人脈網絡方面，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匯聚了亞太最頂尖的企業家，就如團結香港基金曾建議，香港可加強與內地出海服務中心合作，在香港設立集中辦事處。 

香港亦應動員商界、專業服務界和不同智庫，與各國企業領袖建立直接聯繫，將短期的會議轉化為長期的商業人脈。 

辦好一場會議只是一個開始，更重要的是要將其轉化為長期紅利。 

為此，可考慮由財政司司長牽頭，統籌投資推廣署、旅發局、貿發局、金管局和數碼港等機構，制定全年「APEC經濟外交日程」，確保每一場在港或鄰近城市舉辦的APEC活動，都有對應的香港商業議程配套。

同時，我們可借APEC推進「出海」基建，例如在APEC框架下，推動與更多成員經濟體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為香港作為「出海第一站」鞏固制度基礎。

特區政府正編制香港首份五年發展規劃，或許可考慮把APEC「中國年」作為重要時間錨點，明確提出香港的五年規劃以APEC為起跳板，將國際經濟合作從「一次性辦會」，升級為「常態化機制」。

重視「後APEC」遺產規劃 

此外，我們更要重視「後APEC」遺產規劃。上海2001年催生了浦東的國際化躍升，北京2014年留下了中國主導亞太自貿區的議程，深港APEC的遺產，應當以大灣區成為亞太區最具活力的「雙制度經濟體」品牌。

建議在峰會後設立「後APEC」辦公室，系統性梳理在會議期間達成的商業合作和投資意向，轉化為長期落地項目。

回望2014年北京APEC，那一年恰好也是「滬港通」開通之年，香港資本市場從此進入互聯互通的全新時代。12年後，領導人會議來到深圳、財長會議來到香港。 

會議有開幕、有閉幕。當全球財金首腦開完峰會、離開香港後，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能否把這次APEC的聚光燈，轉化為長期的投資信心和制度優勢，將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足夠的魄力和執行能力，把這黃金機遇變成支撐未來持續發展的長遠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