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就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公眾諮詢期早前結束，根據釋出的資料推算，由三寶樹、南生圍、蠔殼圍和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組成的公園系統，佔地超過1200公頃，是北部都會區最具辨識度的人文景觀。

在政府公開資料中，有兩信息特別觸動筆者思考：一是提出了三種管理模式，即政府直接管理、非政府管理和公私營合作管理；二是作為公園系統首個落成部分的三寶樹濕地公園，預計在2039年才能全面落成。筆者嘗試通過探索前者選項，識別出後者原因，以及濕地保育目前面對的資源和定位問題。

考慮到公園系統的規模與複雜性，政府直接管理模式的可能性應該較高。這種模式的典型例子是佔地約60公頃的香港濕地公園，園區設計屬訪客導向，設施和景觀人工化程度較高，以支持其生態旅遊和教育目的。當年該園的建造工程成本約5.2億港元，落成後由漁護署直接管理並僱用承辦商執行日常維護工作。過去十年，年均入場人次達40萬人、年均營運成本約470萬元。另一個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案例是佔地約7公頃的元朗排水繞道人工濕地，其建造目的是補償基建工程的生態損失，大部分時間不對外開放。

探索公私合作可行性

至於非政府管理模式，即是由政府制定規管框架後，委託專業非政府組織進行管理，但仍會資助部分管理成本，典型案例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管理的米埔自然護理區。米埔設有訪客人數限制以減少對自然棲息地的干預，過去十年的平均入場人次約2.8萬人，管理人員多具備專業或科研背景，因此除了一般生境維護，也進行前沿技術試驗和科學研究。這個模式雖有助降低公共財政開支，但對收入不穩定的非牟利非政府組織構成營運壓力。過去十年政府每年平均資助米埔約310萬元，據了解，其中涉及金額不及實際管理開支的一半，剩餘資金缺口則由管理組織自行籌募。

預計在今年下半年開幕的塱原自然生態公園，涉及工程開支約3.2億港元，從其設計及管理結構中，可以看到當局有意去整合提升前述案例展示的特點。舉例來說，雖然漁護署直接進行公園高層管理，但委託專業非政府組織執行生境管理維護工作，而且訪客區僅佔整個37公頃園區中的4.8公頃，將訪客設施和人流盡量集中一處，降低自然環境干擾和景觀的人工化痕跡。

可行性研究也提及公私營合作管理模式，並提出了外國的地役權模式作為參考案例，即是政府向業權人直接購買或通過土地信託等組織，間接購買土地的未來特定發展權，在業權人保有土地擁有權的前提下，規範其土地使用行為，以達到保育目標。雖然香港沒有直接可比案例，但理念上較接近的例子有保育管理協議項目，這些項目由有意申請政府保育基金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策劃制定，需取得所涉及的土地和建築的業權人的同意，並最終經政府邀請的專家委員會審批。此模式下，政府無需動用公帑收地也能促進地區保育，但由於保育管理協議有可能限制了業權人的經濟活動和土地使用，因此非政府組織要取得業權人同意，過程往往甚為艱辛。

香港還有一類私人企業管理濕地，一般為基建或住宅發展項目的補償濕地，例如由港鐵管理、為補償西鐵生態影響的落馬洲和錦田濕地，以及由私人發展商管理的沙埔住宅項目濕地。後者在規劃設計階段已考慮要降低營運開支，因此落成後的保育維護費用僅佔物業管理費約3%，具明顯成本優勢。當然，此類濕地都屬於「先發展、後保育」，非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理想形式。

至此，濕地保育公園系統落成遙遙無期的原因顯而易見。假設建設公園系統所需要收回的私人土地面積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估算的700公頃，即使按較低標準收地，開支也超過480億港元。另參考前述案例所作的粗略估算，整個約1200公頃公園系統的工程成本將超過100億港元，每年營運開支將超過9000萬港元。

提升濕地保育公園定位

如果建立保育公園的目的僅如文件所述的「創造環境容量；達至『發展與保育並存』」，相信不足以驅動社會各界同意為此投放龐大公共資源。此外，如缺乏周詳考慮，貿然加大發展誘因去引入公私營合作，也可能導致結果偏離保育初衷，喪失保育社群支持。

改變對濕地保育公園功能定位的既定刻板印象，或許是破局的關鍵一步。且看美國紐約市中央公園，其對曼哈頓區乃至城市整體來說，都早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不但創造了無可限量的文化和旅遊價值，為擁擠社區提供生態服務，且根據當地管理部門早年研究估算，公園的存在提升了周邊物業市場價值至少260億美元。因此無論是否關心保育，相信紐約居民都不會同意公園土地用途改變，也支持公共部門持續投放資源保育維護。

回到香港，目前能對照中央公園定位的重要景觀自然是維多利亞港。北部都會區的持續發展也正正需要這樣的一道維港風景，持續提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景觀定位，以作為整個城市規劃設計的核心，並為達到這個目標，考慮合適的管理模式和匹配足夠的保育資源，此等均是決策者應該思考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