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香港人活得久，但活得不快樂。這配搭有點傷感，值得深思。香港人的長壽，是有科學數據支撐的客觀事實。但快樂，卻是無法量化的主觀感覺。有人夜夜笙歌，快樂異常。有人每周工作七天，屢創佳績，自得其樂。有人生活樸實，但從義工和服務社會中得到快樂。有人大富大貴，卻家嘈屋閉，並不快樂。何謂「快樂」，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但當有國際和本港不同的社會調查顯示不少香港人不快樂，這便不單是個人的主觀感覺，而是一定程度反映了社會的某種現狀。

被視為最權威的「全球快樂報告2025」，由牛津大學、蓋立普（民意調查機構）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網絡共同編制，香港於147國家和地區中排名88，屬於「中下層」。香港人的快樂感，竟然不及委內瑞拉、阿爾及利亞、印尼、利比亞、哈薩克、牙買加、洪都拉斯等一連串非一線地區，當然亦不及排名68的中國內地和排名24的美國。

而本港非牟利機構「和富社會企業」上月發布最新的調查顯示，香港人的「開心指數」雖然較去年微升，但只有5.95分（滿分為10分）。

雖然兩項調查的方法，都有可挑剔之處，但一項是國際權威調查，另一項是為香港度身訂製的本地調查，兩者都顯示不少香港人不快樂，這項判斷似乎有一定事實基礎。

香港人不快樂的原因，當然是多項複雜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例如香港樓價貴，住樓細。不少中產家庭每年可以輕鬆負擔一次或更多出外旅遊，開心玩一兩個星期後，一回到家裏，幾個行李篋連床下底塞爆都沒有地方擺放，也不知應該沮喪自己的失敗，還是憤怒社會的不公。「室雅何須大」，似乎也難以自我安慰。

撇開居住環境和房屋政策，我嘗試從文化角度探討港人不快樂的原因。

香港的文化頗為特殊，既深植於中華文化，同時亦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尤其是受到輸出強而影響力大的美國文化影響。而中華文化和美國文化對「快樂」的觀念不同，這亦影響港人對快樂的追尋。

美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說：「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天賦而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尋快樂的權利。」

獨立宣言於1776年頒布時，不要說沒有手機和各類社交媒體，連紙版報章都難求。可說是沒有什麼「消閒娛樂」去令人快樂。人類公餘時間主要就是靜下心來思考。美國精英階層對「追尋快樂」的觀念，就是基於道德完美和理性人生而獲得的滿足。

但隨着工業化、物質文明和消費主義崛起、市場經濟爆發，消費者要什麼形式的快樂，市場都會廉價和大量供應。從荷里活到迪士尼到Netflix到TikTok。關心時事的，不但有24小時不斷的新聞，更有合乎個人口味的資訊24小時自動送給你。你喜歡發表意見，可以隨時在社交媒體大發偉論。

這就是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於1990年代提出的「奶嘴快樂」，英文原文是「Tittytainment」。其理念頗為冷峻：只需20%人維持世界運作；其餘80%的人，以娛樂和食物安撫他們即可。就好像給嬰孩啜奶嘴，使其停止哭鬧；以不斷的娛樂和消費餵養群眾，讓他們困在自娛之中。

相對之下，中華文化對「追尋快樂」自古以來都有點保留。不但要「先天下之憂而憂」，而且要「後天下之樂而樂」。古時士大夫追尋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快樂。今天國家的《憲法》、「五年計劃」、國家戰略、國歌，着重的是發展、富強、民族復興、共同富裕、不斷前進。這是目標和理想驅動式的文明，有別於追尋快樂式的文明。

為了追求目標和理想，中華文化歌頌犧牲。「一代人吃兩代人的苦」，對觀感快樂的犧牲，令人肅然起敬。

當然，國家的目標同樣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但「美好生活」是集體概念，植根於社會和民族的整體幸福，和美國「每一個人都有追尋快樂的權利」的個人主義，有本質的分別。

中華文化對理想的追尋，和美國文化對個人權利的執着，同樣都是合乎人性，同樣高貴。他們造就了當今世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

香港人不快樂原因多樣而複雜，其中文化的因素，有部分是因為港人在中華文化和美國文化之間的拉扯。香港既是中國一部份，又以「國際大都會」自居。在語言上，中文是我們的「心」，英文是我們的「腦」。這當然是優勢，但同時亦會造成歸屬感的不協調。這不是政治問題，是文化問題。

提升香港人的快樂感，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旅程。在這個旅程上，我們不能靠派奶嘴，而要以文化來豐盛香港人的生活。文化政策不只是演藝活動的日程表，而是城市精神的再啟蒙。我們要讓中西藝術攜手走進社區，以中文與英文並肩講述香港故事。我們要積極調動年輕人投入國家和社會公益，透過投入來增強港人的獲得感。

這樣，我們會有更多的人透過積極投入國家和香港的建設而感到快樂，同時創造資源，幫助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人，讓更多人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