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蘇曉明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四個月的時間，我已到大館「報到」過八次。回想初次踏進大館的一刻，我已被一股強烈的「藝術共融」光譜籠罩著。顧名思義，「藝術共融」指的是通過藝術和文化促進社會的共融和整合，而身處大館內所看到的、聽到的，都讓人感受到藝術文化為社會共融所注入的力量。

相信讀者都已得悉大館坐落於中區警署建築群，由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以及域多利監獄三組法定古蹟組成。鑑於這樣的歷史淵源，在周圍街坊們眼中，大館曾是一個神秘而又封閉的地方。然而，如今的大館打通了監獄的牆壁，並增添了連接大館和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的行人天橋，這樣舊址與新橋的聯通，讓那些曾經的隔閡和壁壘也消逝得無影無踪。這道開放、露天的行人天橋更成為大館和周圍街坊的紐帶，讓兩者的聯繫更加緊密，乃象徵著與中環區域無縫的融合。

再走入《大館一百面》開幕展覽時，我更切實感受到「置身其中」的感覺，竟也醞釀出一種歸屬感。這是因為館方透過與街坊以口述形式進行的訪問，展示了100段由不同階層、不同年代街坊交織而成對中環和大館的集體回憶：比如一名小販想起他當年和一名警察的對話，那個警察又想起當年他處理一個街邊街坊的案件，等等。這可產生雪球效應，有助重締疏遠的關係、建立跨代溝通，甚至再次燃起人們對中環這片土地的歸屬感。能夠和他們一起拼湊出中環和周邊區域當年的人文景象，我實在感到十分暖心。這個展覽也讓我深思，所謂「本地身分」（local identity）是由地方和其居民共同構成的：就如大館因其作為標誌性建築而有份構建街坊的「個人身分」（personal identity）一般，我們有沒有想過街坊其實同樣是大館從古至今的身分一部分？

在大館當代藝術中心，由Spring工作室李綺敏策展的《拆棚》也值得一提。雖然此展覽剛圓滿結束，《拆棚》巧妙的運用「棚架」這詞的雙重含義，展出近30件世界各地跨媒介藝術家的作品——可以說能徹底地激發觀衆從不同角度的自省。雖然我理解該展覽想要表達的寓意是深厚而難以言表的，但我還是很快推斷出一些特別能呈現出「共融性」的元素：我很感動能看到一些在監獄中創作出的藝術作品，我也很高興能看到一些關於香港越南難民事件的展現。這些作品中的人都是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人，但是通過這些藝術作品，賜給他們一個表達自己的渠道。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再沒有如過去般被忽視。通過藝術作品的視角，公眾還可以有機會了解並同情這些多元化的群體，從而自己逐漸形成一種對他人更開放、更包容的思想。

雖然大館重新開放僅短短數月，它在建築規劃和項目設計都已向我們展現了它作為「藝術共融」的號召者所具有的潛力——那些藍領警務人員、白領法官，甚至「無領」的罪犯、難民和當地街坊，不分高低貴賤，都透過藝術一一表現了出來。以上對大館的介紹僅是管中窺豹，我期待看到更多精彩的展覽，期待對這片土地的魅力更多的展現，也期待坐落在中環心臟地帶的大館，能越來越強地彰顯它的藝術共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