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校長郭位：香港科研成敗在於政策
城大校長郭位：香港科研成敗在於政策
採訪：廖美香 香港資深傳媒人
受訪：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及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近來香港科技界異常熱鬧，首先遲遲未能成立的創新科技局終於上馬，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教授也宣佈成立香港科學院並擔任院長，香港城市大學也宣佈成立高等研究院。不過，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指出，香港科研產業的關鍵在於政策制定，否則，香港的科研發展依然呆滯。
結盟；舉辦會議、研討會及工作坊，促進學術交流。
香港科研產業為何落後於亞太其他地區？
郭位：韓國、新加坡、日本的科研產業佔優，與政府的領導有關，其所制定的政策能誘導發展。在科研撥款方面，香港只有少於1%，韓國4.5-5%，中國3.7%，可見香港是遠遠不夠的。香港政府雖然很廉潔，但規限太多，政策過時，窒礙人們的創意，令整體發展纏足不前。我來香港要為城大發展動物醫學院，得到社會的認可，與美國康乃爾大學等名校合作，又籌得約十億的捐款，雖有優勢，卻遭到政府拖後腿。另外，我為城大辦高等研究院，也沒有得到政府積極支持。因而，我認為，港府要制定一套有效的政策，去激勵人們發展科研。
香港上月成立了創新科技局，你有何政策建議？怎樣突破科研發展？
郭位：我認為，香港最重要是行動起來，而不是依靠官僚組織去做。香港要是持續沒有良好的政策，發展科研產業的效果很有限。香港即使做一個小政府，也應制定一個良策。首先，在政策上要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政策要簡單，具激勵性。例如：給予院校一個自主空間去發揮，教授及科研人員薪酬與表現掛鉤，但細節不要管太多。第二，在資源上要增加撥款，令社會感到社會對科研發展抱有希望。如果我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話，我會請來一批新的顧問，帶來新的人士作風，對有興趣科研的人員提供辦公室，免稅十年，如聘學生做科研，你付一元，UGC予以配對撥款，當科研資金充裕，人才工資比一般職業佔優，透過政策導向，人才就自然流到科研產業，進行良性運行。舉個例子說，港府對進口法國紅酒實施免稅，市面相關消費便興旺了。假如政府給予電動車優惠政策，那便產生激勵作用了。
香港院校講究學術理論，具國際科研水平，您對一些具影響力但又不涉學術理論的貢獻有何想法？
郭位：現在科研文章著重解決難題，要有理論基礎，但一些對人類具實際貢獻的研究也應該重視。譬如說，高錕是諾貝爾物理學得獎者，他發明了光纖，在物理應用性強，但實際上對世界的貢獻巨大；又如今年獲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呦，她是「三無」人士(無院士、無博士、無海外留學)，相信按UGC申請科研經費可能被拒絕。什麼叫理論貢獻？什麼叫實際貢獻？之間的差距其實是很小的。現在解決科研現實難題，本身就涉及理論，只要結論是持久，具重覆驗證，本身就有理論基礎，它的理論不必是抽像的。
城大生物醫學系鄭淑嫻教授的科研團隊研發得「轉基因鯖鳉魚」技術，水中銀（國際）生物科技公司利用作檢測日常消費品安全，獲得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最高榮譽大獎。香港院校對這類國際揚威的科研成果化，怎看呢？
郭位：城大對教授的評核各人有異，大致上是教學佔四成，研究佔四成，服務佔兩成。我們對於教授科研對社會的影響力都納入研究的績效表現之內。至於有建議在上述三項指標之外，另加新指標，將教授因帶動創業有功而計算在內，則似乎難以界定清楚，並且將把問題複雜化。我的博士生在韓國首爾地鐵公司當總裁，那算不算是我的成就，難道要對我額外認可？創新創業本來就應該是敎研的一部分。無論如何，我覺得社會對科研知識產權的轉移應予以推動，假如政策調整得吸引，科研資金充裕，說不定，教授轉行當創業家呢。
香港正在推進科研創新之際，您為何要成立一個高等研究院？
郭位：我告訴您一個故事：有一個司機喝醉了開車，警察問他為何醉酒開車？他答說：因醉酒不能走路，只好開車。走路就好比是做研究，開車就是教學；如果路都走不好，怎麼能開好車？同樣研究做不好，又怎麼可能做好老師？我七年前到城大說便說，優秀的院校一定是教研並重的，而基礎便是做研究。
現與十年前差別很大，當時沒有iPhone或微信，現在是人們廣泛使用，這些先進科技是依靠研究基礎發展過來。因此，院校要進步便要有研究基礎，教師要做研究，並帶來先進的概念，所以我希望成立高等研究院作為催化劑，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者可進行跨學科探討，也依賴他們網絡帶來新的面孔，激勵及支持城大的研究。我們不要只靠歐美的學人，將來亦會邀來亞太各地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將前來進行一個時期的訪問。
城大高等研究院的工作分為三方面︰設立院士制度，邀請世界傑出的訪問學者到來開展創新的研究，並指導博士後、研究生及本科生學習；與世界著名學術機構結盟，攜手開拓研究，以創新思維應付全球性的重大難題；舉辦會議、研討會及工作坊，促進香港、內地及海外學者的學術交流。
郭位教授您是四料院士，城大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團隊除了您，還有那些專家？
郭位：高等研究院旨在促進科技發展與創新。研究團隊由國際領先的跨學科專家學者組成，包括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塞爾日·阿羅什教授(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法國科學院院士)及傑馬里·萊恩教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法國科學院院士)。另有九名國家級院士，其中有擅長生物數學的菲爾茲獎及沃爾夫數學獎得主史梅爾教授，精於能源材料的劉錦川教授，強於應用數學的菲立普．希阿雷教授等。我們還邀得何大一教授及李開復博士擔任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分別從健康及科技研究方面提出指導意見。
上月城大成立了高等研究院，同類型的研究所在亞太地區為數不多。該院將響應現今全球面對的那些難題？
郭位：高等研究院將結合科學、技術及人文學術研究方法，拓闊知識領域，深化全球聯繫，為現實世界問題及人類福祉作出貢獻。研究院將籌集資源，在初步階段主力研發健康一元化、數碼化社會、智能城市三大跨學科主題。以智能城市來說，我們該如何有效利用能源？具安全、環保又有持續性？例如未來電動車如何節約能源？至於數碼化社會，港人智商高，卻不是發明者，而是大用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金融重視但在締造數碼社會怎樣作貢獻呢？智能城市也要跟社工一起合作，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
原文刊於《BBC中文網》2015年12月8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採訪：廖美香 香港資深傳媒人
受訪：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及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近來香港科技界異常熱鬧，首先遲遲未能成立的創新科技局終於上馬，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教授也宣佈成立香港科學院並擔任院長，香港城市大學也宣佈成立高等研究院。不過，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指出，香港科研產業的關鍵在於政策制定，否則，香港的科研發展依然呆滯。
結盟；舉辦會議、研討會及工作坊，促進學術交流。
香港科研產業為何落後於亞太其他地區？
郭位：韓國、新加坡、日本的科研產業佔優，與政府的領導有關，其所制定的政策能誘導發展。在科研撥款方面，香港只有少於1%，韓國4.5-5%，中國3.7%，可見香港是遠遠不夠的。香港政府雖然很廉潔，但規限太多，政策過時，窒礙人們的創意，令整體發展纏足不前。我來香港要為城大發展動物醫學院，得到社會的認可，與美國康乃爾大學等名校合作，又籌得約十億的捐款，雖有優勢，卻遭到政府拖後腿。另外，我為城大辦高等研究院，也沒有得到政府積極支持。因而，我認為，港府要制定一套有效的政策，去激勵人們發展科研。
香港上月成立了創新科技局，你有何政策建議？怎樣突破科研發展？
郭位：我認為，香港最重要是行動起來，而不是依靠官僚組織去做。香港要是持續沒有良好的政策，發展科研產業的效果很有限。香港即使做一個小政府，也應制定一個良策。首先，在政策上要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政策要簡單，具激勵性。例如：給予院校一個自主空間去發揮，教授及科研人員薪酬與表現掛鉤，但細節不要管太多。第二，在資源上要增加撥款，令社會感到社會對科研發展抱有希望。如果我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話，我會請來一批新的顧問，帶來新的人士作風，對有興趣科研的人員提供辦公室，免稅十年，如聘學生做科研，你付一元，UGC予以配對撥款，當科研資金充裕，人才工資比一般職業佔優，透過政策導向，人才就自然流到科研產業，進行良性運行。舉個例子說，港府對進口法國紅酒實施免稅，市面相關消費便興旺了。假如政府給予電動車優惠政策，那便產生激勵作用了。
香港院校講究學術理論，具國際科研水平，您對一些具影響力但又不涉學術理論的貢獻有何想法？
郭位：現在科研文章著重解決難題，要有理論基礎，但一些對人類具實際貢獻的研究也應該重視。譬如說，高錕是諾貝爾物理學得獎者，他發明了光纖，在物理應用性強，但實際上對世界的貢獻巨大；又如今年獲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呦，她是「三無」人士(無院士、無博士、無海外留學)，相信按UGC申請科研經費可能被拒絕。什麼叫理論貢獻？什麼叫實際貢獻？之間的差距其實是很小的。現在解決科研現實難題，本身就涉及理論，只要結論是持久，具重覆驗證，本身就有理論基礎，它的理論不必是抽像的。
城大生物醫學系鄭淑嫻教授的科研團隊研發得「轉基因鯖鳉魚」技術，水中銀（國際）生物科技公司利用作檢測日常消費品安全，獲得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最高榮譽大獎。香港院校對這類國際揚威的科研成果化，怎看呢？
郭位：城大對教授的評核各人有異，大致上是教學佔四成，研究佔四成，服務佔兩成。我們對於教授科研對社會的影響力都納入研究的績效表現之內。至於有建議在上述三項指標之外，另加新指標，將教授因帶動創業有功而計算在內，則似乎難以界定清楚，並且將把問題複雜化。我的博士生在韓國首爾地鐵公司當總裁，那算不算是我的成就，難道要對我額外認可？創新創業本來就應該是敎研的一部分。無論如何，我覺得社會對科研知識產權的轉移應予以推動，假如政策調整得吸引，科研資金充裕，說不定，教授轉行當創業家呢。
香港正在推進科研創新之際，您為何要成立一個高等研究院？
郭位：我告訴您一個故事：有一個司機喝醉了開車，警察問他為何醉酒開車？他答說：因醉酒不能走路，只好開車。走路就好比是做研究，開車就是教學；如果路都走不好，怎麼能開好車？同樣研究做不好，又怎麼可能做好老師？我七年前到城大說便說，優秀的院校一定是教研並重的，而基礎便是做研究。
現與十年前差別很大，當時沒有iPhone或微信，現在是人們廣泛使用，這些先進科技是依靠研究基礎發展過來。因此，院校要進步便要有研究基礎，教師要做研究，並帶來先進的概念，所以我希望成立高等研究院作為催化劑，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者可進行跨學科探討，也依賴他們網絡帶來新的面孔，激勵及支持城大的研究。我們不要只靠歐美的學人，將來亦會邀來亞太各地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將前來進行一個時期的訪問。
城大高等研究院的工作分為三方面︰設立院士制度，邀請世界傑出的訪問學者到來開展創新的研究，並指導博士後、研究生及本科生學習；與世界著名學術機構結盟，攜手開拓研究，以創新思維應付全球性的重大難題；舉辦會議、研討會及工作坊，促進香港、內地及海外學者的學術交流。
郭位教授您是四料院士，城大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團隊除了您，還有那些專家？
郭位：高等研究院旨在促進科技發展與創新。研究團隊由國際領先的跨學科專家學者組成，包括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塞爾日·阿羅什教授(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法國科學院院士)及傑馬里·萊恩教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法國科學院院士)。另有九名國家級院士，其中有擅長生物數學的菲爾茲獎及沃爾夫數學獎得主史梅爾教授，精於能源材料的劉錦川教授，強於應用數學的菲立普．希阿雷教授等。我們還邀得何大一教授及李開復博士擔任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分別從健康及科技研究方面提出指導意見。
上月城大成立了高等研究院，同類型的研究所在亞太地區為數不多。該院將響應現今全球面對的那些難題？
郭位：高等研究院將結合科學、技術及人文學術研究方法，拓闊知識領域，深化全球聯繫，為現實世界問題及人類福祉作出貢獻。研究院將籌集資源，在初步階段主力研發健康一元化、數碼化社會、智能城市三大跨學科主題。以智能城市來說，我們該如何有效利用能源？具安全、環保又有持續性？例如未來電動車如何節約能源？至於數碼化社會，港人智商高，卻不是發明者，而是大用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金融重視但在締造數碼社會怎樣作貢獻呢？智能城市也要跟社工一起合作，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
原文刊於《BBC中文網》2015年12月8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