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聽到「文化互鑒」這四個字。文化究竟如何「互鑒」？我嘗試用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文明古國之間的千年文明對話，來瞭解不同文化之間的互鑒。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文化交流的歷史可追溯至幾乎二千年前。從古代的文字、制度、藝術，到現代的流行文化、動漫、科技與生活方式，兩國在相互影響中既保留了各自特色，又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圈。這個中日文化圈，有重疊之處，有融合開花，亦有各自精彩。這種交流並非單向的「輸出」與「接受」，而是一個動態的、雙向的互相啟發、互相進步。 

中日文化關係之深厚，在世界文化史並不多見。唐代詩人白居易以他的《琵琶行》、《長恨歌》等詩篇、以他的「猶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等千古名句，讓他在生時已經紅透日本。根據歷史記載，白居易在中國名滿天下時，日本天皇和朝廷文武，以及整個上層社會，都視白居易的詩為必學知識，連民間亦設立專門研究白居易的詩社。那是一千多年前，中日之間書信來往都異常艱難，但文化卻飄越萬水千山。白居易的詩歌，推動了日本「和歌」的發展；白居易詩歌所表現的簡雅意境，深刻影響了日本的文學發展、審美觀、和庭院設計。

直到今天，若去洛陽旅遊，經常會碰到日本遊客，他們都是去尋訪白居易故居和足跡。1988年，日本一個文化組織在前往洛陽，在白居易的墓園立碑，尊稱白居易為「日本文化的恩人」。 

中國的文化，同樣深受日本影響。大家都知道日文有很多「漢字」。但明治維新後，日本大量翻譯西方學術著作和新知識，過程中日本以漢字創造了大量新詞。這些源於日本，用漢字創作的新詞，再經清末留日學生和翻譯家反向輸入中國，程度非常廣泛。例如在學術方面的名稱「經濟」、「科學」、「哲學」，都是源於日本；自然科學的「細胞」、以及日常用語如「圖書館」、「化妝品」等，都是源於日本。有多位研究漢語歷史的國內學者的共識是，現代漢語中約一半至七成的社會科學常用術語源於日本。

語言是文化的根本，漢語和日本語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兩者融合然後開創新詞語、新概念，這是文化互鑒的真諦。

除了文字外，中國亦從日本學習其佛教改革精神，茶道、山水審美。近代史中，日本吸收西方科技與制度，亦吸引了不少中國留學生，包括周恩來、秋瑾、魯迅等都曾留學日本。魯迅和郭沫若等中國文學大師的文學創作與風格思想，都受日本文化影響。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亦借鑑日本經濟管理、工匠精神、與現代城市規劃。中日文化互鑒是長期、深層、沒有間斷的雙向對話。

其實早在隋唐時代，日本便派遣使節來中國，將律令制度、儒學典籍、佛教宗派、建築技術引進日本，形成「唐風文化」。京都、奈良的城市設計，便採用了大量古都長安的設計，亦即是今天西安的大唐雄風。

然而，步入21世紀，中日兩國雖在旅遊、飲食、和流行文化上互有交流，但整體文化理解卻有所「淺化」與「消費化」。更讓人惋惜的是，政治層面的歷史爭議與炒作，令兩國之間有部分民意走向對立。例如部分中國輿論把有些國人「過度著迷日本文化」視作「崇日媚外」；日本保守派則對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抱持警惕，擔心這是「軟實力滲透」。這種將文化交往政治化的傾向，不僅無益於民間理解，反會扭曲互相欣賞的文明對話。

其實，正因為地緣政治的升溫，中日之間的文化互鑒，更具時代意義、更具現實需要。中日若能深化以文化為橋樑，展現互相欣賞、互相啟發的精神，以民間力量、民間影響，帶動兩國之間的友誼，打破「文明衝突論」的迷思，並向全世界展示：文化交流，可以緩解國家之間的矛盾，強化彼此是地球村的同一個整體的觀念。

若要真正深化中日文化互鑑，必須從零散的民間互訪、偶發的展覽活動，走向制度化、常態化的對話平台。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可以透過民間智庫、文化機構、大學合作為核心，促進文化藝術多元領域的長期交流。同時，應鼓勵雙方年輕人互訪交流，設立更多以文化體驗為主軸的研學交流項目。 

基於這個精神，團結香港基金作為香港領先的智庫組織，亦經常舉辦跨文化交流活動。例如於本月26日舉辦的香港-日本文化交流對話，由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理事福田惠子作主題演講嘉賓。歡迎公眾人士免費參加。 

中日「文化互鑒」有千年的歷史沈澱，能夠超越政治上的短期波動。這是兩國關係的長遠基礎。堅持開放互融的態度，中日才能攜手開創東亞文明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