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政府醫療開支激增逾八成，惟面對人口老化及慢性病年輕化，醫療體系的壓力與日俱增。政府近日提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並同時加固保障貧、急、重、危病人的安全網；但如何提升可持續性並落實措施才是關鍵。

門診高補貼 患重症卻自費買藥

政府多年來以「高補貼、低收費」模式保障市民的醫療需要，現時使用急症室、專科門診及住院服務的資助比率分別為91%、95%及98%，但這種模式亦衍生資源錯配問題。據醫管局統計，本港每年約有200萬人次使用急症室，當中六成為非緊急個案，令急症室變成「大型診所」，不單要分散資源照顧非緊急市民，更進一步加深市民對公立醫院的依賴。

然而，在同一個公營醫療體系下，約5萬名重症病人需自費買藥，甚至有病人需一年承擔近100萬的醫療開支。對比如此強烈，醫療資源的分配平衡的問題值得深思。

最新的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方案，除調整收費外，亦包括設立每年1萬元的劃一「封頂」收費上限及優化費用減免機制等措施，顯示政府致力改善醫療體系的財政可持續性，亦不希望加重重症病人的負擔。這些措施有助減少長期病患及重症病人的經濟壓力，避免因病致貧。

簡化費用減免機制 資助宜分級

在現有的費用減免機制下，一般申請交由醫務社工或社工處理，為申請家庭評估經濟、社會和醫療狀況。此機制相比新加坡只考慮「家庭人均月收入」（PCHI）或「房產年值」確實更為全面。

值得注意的是，優化費用減免機制後，預計合資格受惠人數由30萬增加逾3.5倍至140萬。若機制申請程序不變，醫務社工和社工的工作量恐怕以幾何級數上升，最終拖慢審批程序，弄巧反拙。因此，政府宜簡化費用減免機制的申請和審批程序，例如善用電子系統處理有關的評估及文件，並考慮為一般簡單個案設快捷通道，真正達致有效率的「扶貧困」。

此外，醫療服務的資助水平一般都會按家庭的收入及資產分成不同等級，例如香港的費用減免機制設「部分減免」和「全額減免」；新加坡的住院補貼則按七個收入級別劃分，公民最高可獲八成補貼，而當家庭人均月收入達到3,600新加坡元（約20,914港元）以上時，補貼比例僅為25%。政府改革方案中的「封頂」收費上限其實有空間進行細分，按不同家庭的收入及資產水平設立多層級收費上限，更全面落實能者共付的原則。

延門診時間 強化基層醫療網絡

收費調整僅是整個改革中的治標之策，重塑市民就醫文化才能治本。以南韓為例，實施急症室分級收費後，輕症患者選擇急症室就醫的比例大減六成，證明經濟誘因確能改變行為模式。然而，本港基層醫療發展尚未成熟，「一人一家庭醫生」仍處於願景階段，夜診服務長久以來供不應求，不少市民被迫「急症當門診」實屬無奈。

因此，在調整收費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確保市民能在社區獲得適切服務。基層醫療是醫療體系的首道防綫，能有效預防病情惡化，減少對急症服務的需求。將輕症患者從急症室引流至社區的基層醫療服務，才可將急症室資源留給真正緊急的市民。政府需加大力度同步擴建基層醫療網絡，包括延長門診服務時間和善用社區藥房分流輕症，方能避免市民落入「求醫無門」的困境，並改善市民就醫文化。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是本港醫療體系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政府宜把握是次契機，以「精準資助」調節需求，以「基層擴容」疏導壓力，雙軌並進構建可持續醫療體系。畢竟再完美的收費架構措施，若缺乏足夠基層醫療服務承接，終將淪為空中樓閣。惟讓市民懂得在「對的地方、對的時間、找對的人」才是收費改革的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