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团结香港力量谋发展
董建华：团结香港力量谋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团结香港基金创办人兼主席董建华先生接受香港中华总商会刊物《商荟》访问，期望基金会在5至7年后跻身世界100强的智库，目前基金会正优先研究土地及房屋问题，认为可考虑建立土地储备的安排。他又同情香港年轻人的诉求，强调要多听他们的意见。以下为访问内容。
记：《商荟》记者 董：董建华先生
记： 2014年11 月你成立了团结香港基金，请分享一下你的愿景和使命？为何有此构想？
董： 基金会的愿景是希望香港能够尽量发挥“ 一国两制”的优势，发挥国际大都会的实力，推动香港整体市民共享繁荣安定，同时给予香港年青人成长的好机会。我们尽量多做学术研究，研究香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出长远发展的大方向。再下一步是如何说服香港市民，经过我们的努力推介及解释，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做到，社会便会更团结，向前发展的机会就更多。
成立基金会有迫切性
记： 为何选择2014年启动基金会？
董：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但因忙于其他工作，故未有将此作为优先考虑。不过，当我看到这两年社会分化日趋严重，争拗之声不断，更见成立基金会的迫切性。我们要为香港的长远发展作深入研究，然后争取让全社会觉醒。
记： 基金会有百多位来自不同界别的顾问，你花了多少精力游说这么多元化的代表加入基金会？往后基金会如何做好团结工作？ 董： 在过去一段时间，社会的分化愈趋严重，我觉得很需要加强沟通，民主本身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不是my way or no way。香港人都很理性，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平台。基金会除了做学术研究，也希望在过程中让社会形成共识。我接触了很多人，很少人说不行，大家都很支持，我感到十分欣慰。如能邀请到被分化出去的人参与其中，始终是好的，但我更重视绝大多数、沉默的香港人，希望他们更积极向社会表达己见，这会更容易令社会团结。
研究课题要急市民所急 记： 你认为香港的当务之急是甚么？基金会对此有何方向和想法？ 董： 基金会必须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不同的民调都有相同的结论：市民最关心的是房屋及土地问题；第二是经济发展；第三是医疗改革；第四是社保安排；第五是政改方案。我们大致按此来订定研究的优先次序，因此我们于2015年11月首先会发表有关房屋及土地的政策研究报告，并提出具体建议。 在上述五大范畴中，我们把政改方案的项目工作延后，同时另提出“ 三创”的计划，藉此推动香港的科技创新、艺术创新和社会创新。在这方面，徐立之教授、张信刚教授、谢家驹博士都会参与研究。我深信这个项目不但可以增加香港的经济动力，亦能为年青人带来向上流的机会，缔造社会和谐，这是我们第二个推出的项目。第三个项目是关于经济发展，我们已得到刘遵义教授和廖柏伟教授参与研究。未来或再加入关于年青人发展的研究项目。 记： 你提到首要解决的是房屋与土地问题，有何具体建议？ 董： 目前香港土地供应不足，房屋自然不足，楼价就会上升。在土地供应上，可考虑建立土地储备的安排。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藉着增加多些土地，令楼价下跌，因为房屋的价格长远稳定，对民生是很重要的。 记： 基金会成立一年以来，请分享当中有何成果？未来计划又如何？ 董： 我们会专注于学术研究上，在铺排、时间和负责研究人选方面尽力做好，而目前的进展亦不错。2016 年陆续都会推出新的研究项目，并积极向社会推介，致力令大众对香港未来发展方向凝聚共识，我明白这并不容易，要做的工作也很多，但令人欣慰的是很多有心人都在帮忙。事实上，社会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忍耐，亦有人认为我们步伐似乎慢了点，但研究项目必须做得深入细致，我们的团队对此有信心。 期望跻身世界100强智库 记： 你对基金会有何期望？ 董： 现时国际上对智库都设有评级，美国的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是其中一个最具权威的评级。以数量计，美国拥有最多智库，其次是中国。而100强智库中，美国的智库最多，中国也有几个。长远来说，我希望团结香港基金在5 至7 年后，能够跻身世界100强的智库，我们要努力达致这个目标。 记： 智库在香港是比较新的概念，团结香港基金想成为怎样的智库？你曾经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董事，是否可参考这些世界级智库？ 董： 基金会成立前，几位核心成员曾赴华盛顿访问五间着名智库，也接触过内地的智库，观摩他们的理念和运作，从中参考我们又可以往哪些方向走。我希望将来每个香港人都会为团结香港基金感到骄傲，我有信心做得到。 记： 你曾经提及旋转门的概念，基金会是否也有此想法？ 董： 我们乐于培养更多人才，为香港长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尽一点力。至于将来如何，要视乎他们的个人兴趣及市场情况。 | |
心系家国 竭尽所能 记： 你离开政府已十年，但仍一直继续为国家及香港服务，对中美关系和政协的工作尤其着力，可否分享个中心路历程？ 董： 我从小受父亲的教导，要关心港事国事，从此一生都心系国家、香港的发展。老实说，我没想过会当上行政长官。我是从商，在过程中也参与港事国事，有甚么可以做的，我都乐意去做。浓厚的家国情，令我对港事国事有所承担，希望香港好、国家好，无论是推动中美关系的工作或香港的发展，只要有需要我都尽力而为，公务虽然繁忙，却非常值得。 促进中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在美国居住过多年，对美国有一定的认识，同时我是中国人，对国家情况自是有所了解，可担当桥梁沟通的角色。很多人觉得我的工作是传话，但实情并非如此，我们现有30多个具体项目正在进行，十分忙碌。近期我较侧重于中美关系和香港发展的推动工作，政协的工作参与相对少了，但亦就国家事务表达一下意见。 我能够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后为促进中美关系继续作出贡献，对我来说确是幸运。当前我希望将中美关系和香港发展的推动工作做好，这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记： 你说过工作到80 岁，今年你78 岁，身体仍然壮健，一直投入工作，可否分享你每天的日程是怎样？ 董：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便开始工作，上午是我的思考时间，年纪大了，实质的工作可以交予其他人执行，但方向理念这些大前提，我一定要想通想透，为何做？如何做？思考问题的时间是非常珍贵。下午就接见不同界别的朋友，每天见六、七批，听听他们的想法。晚上也会有些应酬，但一星期尽量有三、四晚留在家中，陪伴家人，昨晚我便与孙女晚饭共聚。 为年青人创造向上流机会 记： 刚才你提到要关注社会的大多数，我们应以甚么心态去看少数人的想法？ 董： 要团结社会大多数，必然要面对少数人的问题，并设法解决。香港的年青人其实很幸运，欧洲的年青人一出生便背负债务包袱，因为国家欠债太多，不知如何清还。香港年青人有很多诉求，我是同情的，我们要多听他们的意见、多关心他们的问题。也有人跟我说，他们年轻时也要捱，不是人人一出世就有房子。但今天的社会不同，较从前富裕得多，世界变化很快，年青人面对的挑战也大了，如我们没有条件面对将来的变化，很快会被边缘化。 今天我和一个以色列的朋友交流，谈及该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将来你要向银行提款或存款，只要按个键就行了，不用到银行，那么银行大厦及职员还有甚么用途呢？又如马云先生创办阿里巴巴，令整个国家都改变，这些科技的发展都具备创意和效率，并降低不少成本，对现职的人却造成冲击。不过，从工业革命到今日都是如此，若年青人无法应对这些变化，社会又如何安宁呢？因此，制订政策的人要深思这些问题。 最近与一位年青人见面，她在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回来，说到若以她今天的薪金计算，到六十岁退休时仍买不起房子，因为楼价升得快过薪金的加幅，所以今天买不起，将来也买不起，这一生都无法置业。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年青人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要从科技发展、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不够居安思危，过去总觉得香港已发展得很好，但我们必须看得更远，有所准备。 记： 你一直都非常支持中总，你对中总未来工作有何期望？ 董： 中总有悠久的历史，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未来最重要是共同努力，特别是加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识，我深信中总具有能力、有地位实践这项工作。 本文原载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2016年第1期 |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团结香港基金创办人兼主席董建华先生接受香港中华总商会刊物《商荟》访问，期望基金会在5至7年后跻身世界100强的智库，目前基金会正优先研究土地及房屋问题，认为可考虑建立土地储备的安排。他又同情香港年轻人的诉求，强调要多听他们的意见。以下为访问内容。
记：《商荟》记者 董：董建华先生
记： 2014年11 月你成立了团结香港基金，请分享一下你的愿景和使命？为何有此构想？
董： 基金会的愿景是希望香港能够尽量发挥“ 一国两制”的优势，发挥国际大都会的实力，推动香港整体市民共享繁荣安定，同时给予香港年青人成长的好机会。我们尽量多做学术研究，研究香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出长远发展的大方向。再下一步是如何说服香港市民，经过我们的努力推介及解释，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做到，社会便会更团结，向前发展的机会就更多。
成立基金会有迫切性
记： 为何选择2014年启动基金会？
董：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但因忙于其他工作，故未有将此作为优先考虑。不过，当我看到这两年社会分化日趋严重，争拗之声不断，更见成立基金会的迫切性。我们要为香港的长远发展作深入研究，然后争取让全社会觉醒。
记： 基金会有百多位来自不同界别的顾问，你花了多少精力游说这么多元化的代表加入基金会？往后基金会如何做好团结工作？ 董： 在过去一段时间，社会的分化愈趋严重，我觉得很需要加强沟通，民主本身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不是my way or no way。香港人都很理性，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平台。基金会除了做学术研究，也希望在过程中让社会形成共识。我接触了很多人，很少人说不行，大家都很支持，我感到十分欣慰。如能邀请到被分化出去的人参与其中，始终是好的，但我更重视绝大多数、沉默的香港人，希望他们更积极向社会表达己见，这会更容易令社会团结。
研究课题要急市民所急 记： 你认为香港的当务之急是甚么？基金会对此有何方向和想法？ 董： 基金会必须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不同的民调都有相同的结论：市民最关心的是房屋及土地问题；第二是经济发展；第三是医疗改革；第四是社保安排；第五是政改方案。我们大致按此来订定研究的优先次序，因此我们于2015年11月首先会发表有关房屋及土地的政策研究报告，并提出具体建议。 在上述五大范畴中，我们把政改方案的项目工作延后，同时另提出“ 三创”的计划，藉此推动香港的科技创新、艺术创新和社会创新。在这方面，徐立之教授、张信刚教授、谢家驹博士都会参与研究。我深信这个项目不但可以增加香港的经济动力，亦能为年青人带来向上流的机会，缔造社会和谐，这是我们第二个推出的项目。第三个项目是关于经济发展，我们已得到刘遵义教授和廖柏伟教授参与研究。未来或再加入关于年青人发展的研究项目。 记： 你提到首要解决的是房屋与土地问题，有何具体建议？ 董： 目前香港土地供应不足，房屋自然不足，楼价就会上升。在土地供应上，可考虑建立土地储备的安排。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藉着增加多些土地，令楼价下跌，因为房屋的价格长远稳定，对民生是很重要的。 记： 基金会成立一年以来，请分享当中有何成果？未来计划又如何？ 董： 我们会专注于学术研究上，在铺排、时间和负责研究人选方面尽力做好，而目前的进展亦不错。2016 年陆续都会推出新的研究项目，并积极向社会推介，致力令大众对香港未来发展方向凝聚共识，我明白这并不容易，要做的工作也很多，但令人欣慰的是很多有心人都在帮忙。事实上，社会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忍耐，亦有人认为我们步伐似乎慢了点，但研究项目必须做得深入细致，我们的团队对此有信心。 期望跻身世界100强智库 记： 你对基金会有何期望？ 董： 现时国际上对智库都设有评级，美国的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是其中一个最具权威的评级。以数量计，美国拥有最多智库，其次是中国。而100强智库中，美国的智库最多，中国也有几个。长远来说，我希望团结香港基金在5 至7 年后，能够跻身世界100强的智库，我们要努力达致这个目标。 记： 智库在香港是比较新的概念，团结香港基金想成为怎样的智库？你曾经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董事，是否可参考这些世界级智库？ 董： 基金会成立前，几位核心成员曾赴华盛顿访问五间着名智库，也接触过内地的智库，观摩他们的理念和运作，从中参考我们又可以往哪些方向走。我希望将来每个香港人都会为团结香港基金感到骄傲，我有信心做得到。 记： 你曾经提及旋转门的概念，基金会是否也有此想法？ 董： 我们乐于培养更多人才，为香港长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尽一点力。至于将来如何，要视乎他们的个人兴趣及市场情况。 | |
心系家国 竭尽所能 记： 你离开政府已十年，但仍一直继续为国家及香港服务，对中美关系和政协的工作尤其着力，可否分享个中心路历程？ 董： 我从小受父亲的教导，要关心港事国事，从此一生都心系国家、香港的发展。老实说，我没想过会当上行政长官。我是从商，在过程中也参与港事国事，有甚么可以做的，我都乐意去做。浓厚的家国情，令我对港事国事有所承担，希望香港好、国家好，无论是推动中美关系的工作或香港的发展，只要有需要我都尽力而为，公务虽然繁忙，却非常值得。 促进中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在美国居住过多年，对美国有一定的认识，同时我是中国人，对国家情况自是有所了解，可担当桥梁沟通的角色。很多人觉得我的工作是传话，但实情并非如此，我们现有30多个具体项目正在进行，十分忙碌。近期我较侧重于中美关系和香港发展的推动工作，政协的工作参与相对少了，但亦就国家事务表达一下意见。 我能够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后为促进中美关系继续作出贡献，对我来说确是幸运。当前我希望将中美关系和香港发展的推动工作做好，这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记： 你说过工作到80 岁，今年你78 岁，身体仍然壮健，一直投入工作，可否分享你每天的日程是怎样？ 董：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便开始工作，上午是我的思考时间，年纪大了，实质的工作可以交予其他人执行，但方向理念这些大前提，我一定要想通想透，为何做？如何做？思考问题的时间是非常珍贵。下午就接见不同界别的朋友，每天见六、七批，听听他们的想法。晚上也会有些应酬，但一星期尽量有三、四晚留在家中，陪伴家人，昨晚我便与孙女晚饭共聚。 为年青人创造向上流机会 记： 刚才你提到要关注社会的大多数，我们应以甚么心态去看少数人的想法？ 董： 要团结社会大多数，必然要面对少数人的问题，并设法解决。香港的年青人其实很幸运，欧洲的年青人一出生便背负债务包袱，因为国家欠债太多，不知如何清还。香港年青人有很多诉求，我是同情的，我们要多听他们的意见、多关心他们的问题。也有人跟我说，他们年轻时也要捱，不是人人一出世就有房子。但今天的社会不同，较从前富裕得多，世界变化很快，年青人面对的挑战也大了，如我们没有条件面对将来的变化，很快会被边缘化。 今天我和一个以色列的朋友交流，谈及该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将来你要向银行提款或存款，只要按个键就行了，不用到银行，那么银行大厦及职员还有甚么用途呢？又如马云先生创办阿里巴巴，令整个国家都改变，这些科技的发展都具备创意和效率，并降低不少成本，对现职的人却造成冲击。不过，从工业革命到今日都是如此，若年青人无法应对这些变化，社会又如何安宁呢？因此，制订政策的人要深思这些问题。 最近与一位年青人见面，她在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回来，说到若以她今天的薪金计算，到六十岁退休时仍买不起房子，因为楼价升得快过薪金的加幅，所以今天买不起，将来也买不起，这一生都无法置业。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年青人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要从科技发展、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不够居安思危，过去总觉得香港已发展得很好，但我们必须看得更远，有所准备。 记： 你一直都非常支持中总，你对中总未来工作有何期望？ 董： 中总有悠久的历史，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未来最重要是共同努力，特别是加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识，我深信中总具有能力、有地位实践这项工作。 本文原载香港中华总商会月刊《商荟》2016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