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锦辉:促进创科 大学须更注重应用研究

黄锦辉:促进创科 大学须更注重应用研究
撰文:黄锦辉教授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副会长
特首梁振英上任后决心推动创新科技产业,科技业界十分支持。为了促进创科发展,过去一年内不同阶层人士或机构通过不同渠道,公开支持官产学研合作。特首的《二○一五施政报告》、创新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上任不久所制定的九项重点工作、“团结香港基金”的《创新科技产业概况》白皮书中的建议,以及笔者发表的多篇相关文章等,也关注官产学研合作对创科产业,以至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官产学研失调碍创科发展
“香港科学院”院长徐立之教授,最近在公开场合指香港官产学研合作失调,主因是大学过分着重以理论为主的基础研究。这是源于“大学教育资源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 Council,UGC;简称“教资会”)实施定期大学表现评核所采用的方法之影响,该评核以“数论文”为主,而评核结果是判断大学拨款多少的关键因素。
为此大学一方面专注从世界各地聘请在基础研究具卓越表现、发表不少顶级国际研究论文的学者,另一方面亦不断催谷在校教授持续基础研究及发表学术论文的工作。教授重视发表论文而忽略科技转移,所以极少数教授会尝试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产品。笔者是局内人,体会到此现象确实存在已久。徐院长是香港大学前任校长,对“教资会”评核机制的利弊瞭如指掌,他的建议当头棒喝,政府不容掉以轻心。
以专利评核大学科研表现
若“教资会”能够分开理工科研究作独立评核,它可以效法工商业界,以点算专利(patent)数目代替论文。但这做法当然不是十全十美,有外国学者批评专利并不一定产生价值。众所周知,商业社会大部分专利都只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发明,只有少量能被转移获利,因此有学者质疑专利只是“墙纸”一张,对学术或社会毫无贡献。针对这问题,“教资会”可以除了以基本分计算未使用的专利之外,也可以为那些能成功被转移专利的额外加分,例如销售量达到一定数目的专利。
大学拨款的方程式亦可因应以上指标作调整,加入“数专利”元素。这做法自然会引导本地大学多聘请擅长应用研发的教授,帮助大学拉近与工商业界的关系,做好产学研合作的中介任务。再者,政府可以重新考虑二○○二年由英国宋达能教授(Professor Stewart R. Sutherland),主编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因应各本地大学之主要研究性质而把其分类为“基础研究型大学”或“应用及工业研究型大学”。然后“教资会”可以更有效地针对不同类型大学制定不同表现评核准则,使各大学的科研成就更恰当地获得肯定。
原文刊于《星岛日报》2016年1月5日,获作者授权转载。
撰文:黄锦辉教授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前会长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副会长
特首梁振英上任后决心推动创新科技产业,科技业界十分支持。为了促进创科发展,过去一年内不同阶层人士或机构通过不同渠道,公开支持官产学研合作。特首的《二○一五施政报告》、创新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上任不久所制定的九项重点工作、“团结香港基金”的《创新科技产业概况》白皮书中的建议,以及笔者发表的多篇相关文章等,也关注官产学研合作对创科产业,以至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官产学研失调碍创科发展
“香港科学院”院长徐立之教授,最近在公开场合指香港官产学研合作失调,主因是大学过分着重以理论为主的基础研究。这是源于“大学教育资源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 Council,UGC;简称“教资会”)实施定期大学表现评核所采用的方法之影响,该评核以“数论文”为主,而评核结果是判断大学拨款多少的关键因素。
为此大学一方面专注从世界各地聘请在基础研究具卓越表现、发表不少顶级国际研究论文的学者,另一方面亦不断催谷在校教授持续基础研究及发表学术论文的工作。教授重视发表论文而忽略科技转移,所以极少数教授会尝试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产品。笔者是局内人,体会到此现象确实存在已久。徐院长是香港大学前任校长,对“教资会”评核机制的利弊瞭如指掌,他的建议当头棒喝,政府不容掉以轻心。
以专利评核大学科研表现
若“教资会”能够分开理工科研究作独立评核,它可以效法工商业界,以点算专利(patent)数目代替论文。但这做法当然不是十全十美,有外国学者批评专利并不一定产生价值。众所周知,商业社会大部分专利都只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发明,只有少量能被转移获利,因此有学者质疑专利只是“墙纸”一张,对学术或社会毫无贡献。针对这问题,“教资会”可以除了以基本分计算未使用的专利之外,也可以为那些能成功被转移专利的额外加分,例如销售量达到一定数目的专利。
大学拨款的方程式亦可因应以上指标作调整,加入“数专利”元素。这做法自然会引导本地大学多聘请擅长应用研发的教授,帮助大学拉近与工商业界的关系,做好产学研合作的中介任务。再者,政府可以重新考虑二○○二年由英国宋达能教授(Professor Stewart R. Sutherland),主编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因应各本地大学之主要研究性质而把其分类为“基础研究型大学”或“应用及工业研究型大学”。然后“教资会”可以更有效地针对不同类型大学制定不同表现评核准则,使各大学的科研成就更恰当地获得肯定。
原文刊于《星岛日报》2016年1月5日,获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