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水志伟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陈颖茵 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员

矽谷（Silicon Valley）是鼎鼎有名的世界科技圣地，但大家又是否知道矽谷的历史由来？1925年，Federick Terman教授在史丹福毕业之后返校任教，在教学过程中，Terman教授渐渐发现，学生在史丹福接受过电子电机工程教育后，往往需要去到东岸才能找到相关工作。因此，1930年代， Terman教授开始鼓励史丹福教员和毕业生在当地开设自己的公司，并在校区范围内建立了占地660英亩的史丹福工业园区（现称史丹福研究园区），供电子及其他高科技公司长期租用。Hewlett-Packard和Varian Brothers就是这个园区最早的表表者。这便是矽谷诞生的第一步。

而矽谷的进一步发展亦与史丹福有关。William Bradford Sholckley Jr.是着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奖者，他于1955年成立一家致力于商业化半导体技术的公司，后来因内部不合，其中八名主要员工从这家公司离职，被称为“八叛逆”（Traitorous Eight）事件。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启了这一时期初创企业大量出现的大幕。其中，着名的Intel公司就是由“八叛逆”中的两位所成立的。有趣的是，这八位“叛逆者”也同样来自史丹福。可以说，从萌芽到扩张再到不断壮大，史丹福大学在矽谷的形成过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同史丹福是矽谷诞生过程的关键，学术机构特别是顶级大学无疑是科技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这也是香港与矽谷最大的共同点：优秀大学林立。在最新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有四所大学位列前50，五所大学位列前100。放眼全球各大城市，香港顶级大学密度世界排名第一。那么香港又应如何借鉴矽谷的经验，更好地发挥现有优势？

我们不难发现，史丹福大学大量的应用研究是研究结果商品化的前提。香港已经有了顶尖的学府，无奈应用研究开展不足。因此，香港政府应投入更多资金资助应用研究。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科研项目，以推动军工技术的发展。其中，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所在的矽谷及麻省理工、哈佛所在的麻萨诸塞州128号公路。这一投资及后正正培育了大批优秀的企业，比如矽谷的Exrox PARC，麻萨诸塞州的Honeywell，Raytheon等。时至今日，美国还设有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项目，用于鼓励中小型企业积极参与到中下游创新研究和研究成果商业化。现时的香港虽不像当年的美国有军事工业基础，但香港在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比如，香港的无创产检技术历经十四年应用至临床阶段，造福世界各地的孕妇。有如此优良的科研基础，香港政府更应考虑投放更多资金到大学等研究机构，巩固和拓展现有优势，使香港有足够的应用研究用于商品化。

其次，香港政府应在法律方面为科技发展提供更多支持。矽谷所在的加利福利亚州是当时美国唯一允许雇员自由流动的州。加州早在1872年就立法允许雇员在任何时刻离职，即便是立刻跳槽到同业公司或是自己成立公司都不受到限制，这也是矽谷作为世界科技中心可以持续保持活力的重要保障。科技发展的另一核心正是人才的投入，除了资金，香港也需设立吸引人才的措施。

矽谷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枝叶繁茂，而香港早已有了当年矽谷最重要的根基——大学。若是善加借鉴已有经验，解决现有痛点，香港应该有机会成长为一棵新的科技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