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企发展的困惑
香港社企发展的困惑
撰文：黄妙琴
据统计，香港的社企数目持续增加，从2008年的222个迅速上升至去年的超过450个。港府一直致力推动社企发展，今年《施政报告》更特别提到， 2015/16年起政府将推出新计划，向社企提供津贴，并继续强化社企作为协助弱势社群就业的角色。专门培训社企的顾问冯炳全博士指出，要稳步发展起来，至少有五大关键因素要反思：
一、政府资助
现时政府对社企的资助计划，主要有3亿元的伙伴倡自强（ESR)、2013年成立的5亿元社创基金（SIE Fund)及前后注资1.54亿元的创业展才能（3E’s)等。
伙伴倡自强计划自2006年推出至今，共资助161个社企项目，拨款1.8亿元。然而，社企界普遍表示申请资助甚为困难，故此有必要研究应采用什么方式来支持社企发展，以至如何优化现有的资助计划。
有业界建议放宽申请资格和增加资助期的弹性，以便鼓励社会创新。目前六成以上社企是慈善团体通过申请政府资助而创办的，只有三成多是私人出资的。政府又是否应鼓励社企私人出资兴办呢？另外，政府现行的资助方式也有检讨空间，例如目前以拨款为主的资助，有人提出改为贷款形式，以社会效益取代实质金钱来还款。可是，如果真的以社会效益代替经济效益，我们应如何定义及考核社会效益呢？
二、法律框架
社企本身也有欠清晰的法律定义。现时香港并没有政府认可的认证制度；香港社会企业总会委托了香港城市大学研发社企认证，可惜自去年推行起至现在只有约30间社企获得认证。业界正探讨本港是否可效法英国采用的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CIC) 注册方法，作为申请政府财务资助的资格之一。问题是，即使设立CIC认证，也不代表获CIC 认证的社企拥有法律地位，如何可明确社企的法律地位呢？
政府可在申请资助条件上订明公司须有清晰的社会理念，分红占公司利润不多于某个比例，甚至要证明对社会的影响，这些都有助厘清社企的定义。但是, 要证明初创企业的创新能力殊不容易, 政府又如何确保获资助的公司能实现社会创新。在法律层面，政府如何可促进社会创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三、采购政策
正其名的重要性还在于制定政策，例如采购政策。政府是最大的采购商，现时政府采购以保持公开公平竞争和达致最佳经济效益为大原则，但缺乏一套优惠社企的采购政策。业界建议政府在采购各式各样日常用品或服务、招标以至工程，加入一些优惠社企采购的条款，发挥带头的作用。但怎样的采购政策才能促进社会创新；在采购的过程中是否能促进商界的积极参与等问题，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四、资源利用
土地是香港最珍贵的资源，亦是社企发展的一个重要阻力。政府土地是公共资源，如何可达致充分利用呢？其中一个建议是在社区建立土地共享的文化，以及24小时活用公共空间。例如在周末、假日及夜间开放学校操场予校外团体使用，但可能涉及违反土地用途限制。活用土地的前提是，政府须检视“政府、机构或社区”(GIC)用地规划，以至于如何释放政府土地、物业及其他资源来促进社会创新。
五、公民参与
政府支持业界举办社企民间高峰会，去年以地区为主题，举办了地区社企论坛及社企创业研讨会等活动。另外，也举办地区嘉年华，以提高公众对社企的认识。有研究显示，近六成受访市民认知社企，七成人更表示在未来会购买社企的服务及产品。然而，市民在社会创新可以有更大的参与，例如提供建议、出资甚至扮 演促进的角色，增强与社会之间的协作。
有业内人士提议，在地区层面推动社企的发展，例如效法外国做法举办以引起民间对话为目的文化调查。可是，除了政府的支持，跨界别的合作也十分重要。政府如何鼓励各界携手推动社企发展？如何动员商界的力量推动社会创新？
团结香港基金一向关心社企的发展方向，现已委托专家、学者和业界进行研究；并于7月16日举办了第二次内部会议，深入探讨如何在共同努力下，协助为弱势社群创造就业和社会价值的社企进一步发展。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成果稍后将于网站发表。
撰文：黄妙琴
据统计，香港的社企数目持续增加，从2008年的222个迅速上升至去年的超过450个。港府一直致力推动社企发展，今年《施政报告》更特别提到， 2015/16年起政府将推出新计划，向社企提供津贴，并继续强化社企作为协助弱势社群就业的角色。专门培训社企的顾问冯炳全博士指出，要稳步发展起来，至少有五大关键因素要反思：
一、政府资助
现时政府对社企的资助计划，主要有3亿元的伙伴倡自强（ESR)、2013年成立的5亿元社创基金（SIE Fund)及前后注资1.54亿元的创业展才能（3E’s)等。
伙伴倡自强计划自2006年推出至今，共资助161个社企项目，拨款1.8亿元。然而，社企界普遍表示申请资助甚为困难，故此有必要研究应采用什么方式来支持社企发展，以至如何优化现有的资助计划。
有业界建议放宽申请资格和增加资助期的弹性，以便鼓励社会创新。目前六成以上社企是慈善团体通过申请政府资助而创办的，只有三成多是私人出资的。政府又是否应鼓励社企私人出资兴办呢？另外，政府现行的资助方式也有检讨空间，例如目前以拨款为主的资助，有人提出改为贷款形式，以社会效益取代实质金钱来还款。可是，如果真的以社会效益代替经济效益，我们应如何定义及考核社会效益呢？
二、法律框架
社企本身也有欠清晰的法律定义。现时香港并没有政府认可的认证制度；香港社会企业总会委托了香港城市大学研发社企认证，可惜自去年推行起至现在只有约30间社企获得认证。业界正探讨本港是否可效法英国采用的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CIC) 注册方法，作为申请政府财务资助的资格之一。问题是，即使设立CIC认证，也不代表获CIC 认证的社企拥有法律地位，如何可明确社企的法律地位呢？
政府可在申请资助条件上订明公司须有清晰的社会理念，分红占公司利润不多于某个比例，甚至要证明对社会的影响，这些都有助厘清社企的定义。但是, 要证明初创企业的创新能力殊不容易, 政府又如何确保获资助的公司能实现社会创新。在法律层面，政府如何可促进社会创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三、采购政策
正其名的重要性还在于制定政策，例如采购政策。政府是最大的采购商，现时政府采购以保持公开公平竞争和达致最佳经济效益为大原则，但缺乏一套优惠社企的采购政策。业界建议政府在采购各式各样日常用品或服务、招标以至工程，加入一些优惠社企采购的条款，发挥带头的作用。但怎样的采购政策才能促进社会创新；在采购的过程中是否能促进商界的积极参与等问题，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四、资源利用
土地是香港最珍贵的资源，亦是社企发展的一个重要阻力。政府土地是公共资源，如何可达致充分利用呢？其中一个建议是在社区建立土地共享的文化，以及24小时活用公共空间。例如在周末、假日及夜间开放学校操场予校外团体使用，但可能涉及违反土地用途限制。活用土地的前提是，政府须检视“政府、机构或社区”(GIC)用地规划，以至于如何释放政府土地、物业及其他资源来促进社会创新。
五、公民参与
政府支持业界举办社企民间高峰会，去年以地区为主题，举办了地区社企论坛及社企创业研讨会等活动。另外，也举办地区嘉年华，以提高公众对社企的认识。有研究显示，近六成受访市民认知社企，七成人更表示在未来会购买社企的服务及产品。然而，市民在社会创新可以有更大的参与，例如提供建议、出资甚至扮 演促进的角色，增强与社会之间的协作。
有业内人士提议，在地区层面推动社企的发展，例如效法外国做法举办以引起民间对话为目的文化调查。可是，除了政府的支持，跨界别的合作也十分重要。政府如何鼓励各界携手推动社企发展？如何动员商界的力量推动社会创新？
团结香港基金一向关心社企的发展方向，现已委托专家、学者和业界进行研究；并于7月16日举办了第二次内部会议，深入探讨如何在共同努力下，协助为弱势社群创造就业和社会价值的社企进一步发展。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成果稍后将于网站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