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黄元山，助理研究总监及经济发展研究主管 水志伟，助理研究员 曾文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月出席团结香港基金医疗政策研究报告发布会时指出，生物科技研究是香港市民持续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其一要点，并重申今年《施政报告》就发展生命健康科技的若干具体措施，包括建成基建及完善产业链。事实上，政府早于2018年已选定生物科技为四大创科领域之一，可惜未见有相关产业政策，让该倡议沦为空中楼阁。

去年除了推出上述政策外，行政长官更于早前接触超过十家国际龙头药厂，探讨以创新土地政策邀请它们落户，加强了业界对政府的信心。现时，香港经济发展遇到瓶颈，我们期望政府能真正改变以往让市场自由放任的取态，决心挑选并扶持优势产业，推出产业政策建成生物科技集群，让全港市民共享产业发展的经济果实。

星洲大波士顿：科研机构为锚

然而，政府必须有周全计划及创新策略引导产业发展，以减低浪费公共资源的机会。基金会在今年7月发表生物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提倡香港透过河套区夥同深圳合作以产生协同效应。我们提出，政府应支持建立区内“锚机构”（anchor institutions），以推动形成产业集群，而当中不少建议有幸被政府及各界采纳。

观看内地及外国成功的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均见锚机构的踪影。新加坡坐拥全球十大药厂中的8家，成功背后其一主因，为政府于启奥城（Biopolis）设立了顶尖的生物科技研发中心。政府在2003年建成园区后，随即落成十所研发中心，与园区附近的大学及医院对接以进行应用研究，并邀请海外顶尖科学家领导发展。这成功吸引了不少企业落户与其进行公私营合作研究，事实上，早在2005年，园区已建成5所研发中心，并已吸引到龙头企业如葛兰素史克及诺华落户。

上海：龙头企业为锚

至于美国大波士顿地区，作为该国排名第一的生命科学集群地，则采取了设立跨机构、跨学科的大型生物科技研究机构的方式，以加强科研实力并促使研发成果落地商品化。大波士顿坐拥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大学，并以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为产业资源交汇中心。两所大学于2004年在广场内设立了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整合过去一直进行的科研合作，成功创下杰出的科研成就，并持续与企业合作，包括微软、谷歌、渤健、诺和诺德等。

在内地，现时生物医药集群集中在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药谷”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坐拥全球医药10强中的7家，当初则采取了先吸引龙头企业落户“成锚”、再提供配套及科研资源的策略。在1992年建成园区之时，科研资源仍然未为完善，但政府却已成功吸引了龙头药企“罗氏制药”在1994年落户。政府随即按照企业的需要，陆续落成不同基建配套并发表规划战略及文件。而罗氏亦不负众望，在2003年已实现年销售收入3亿美元，且建立了6家合资企业和一家独资公司。

事实上，港府及科技园去年就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推出了不少创新措施，当中亦不乏锚机构的踪影。最为人所知的是《施政报告》提倡在河套建成“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InnoLife Healthtech Hub），整合现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及Health@InnoHK实验室，以进行6个学科的生物科技研究。我们乐见基金会生物科技报告中的建议，促成了这个跨机构、跨学科的大型生物科技科研中心。这个与博德研究所相似的中心，期望能真正整合香港不同顶尖大学的基础及应用科研实力，并透过跨学科研究工具，专注研究前沿科研及解决地区性问题，从而成为能够吸引企业落户、对接发展的锚机构。

若以上科研中心的设计仿效大波士顿的产业发展模式，香港科技园于去年10月成立的转化研发所（Institute for Translational Research）则是新加坡研发中心的写照。该研发所由基金会生物科技研究报告顾问高为元教授领导，整合了此前园区生物医药群组（BMT Cluster）的科研资源，旨在协助把研究转化为应用方案。具体而言，中心计划对接大学，并提供创业培训、培育转化研究能力，以及提供临牀试验机会，帮助香港顶尖大学科研成果商品化。

香港“锚机构”发展缺龙头企业

除了充分发挥香港高校的科研实力外，我们认为，吸引龙头企业落户成为锚机构也是发展生物科技生态的必要元素。建基于其丰厚的科研资源及强劲的产业化能力，龙头企业不但对大学科研创造需求，亦能为落户地区引入前沿科研经验、孕育出大量初创公司，而罗氏制药对上海张江的影响则是最佳例子。

因此，我们期望香港政府除了选对产业外，亦应选对企业，吸引能对香港生物科技产业创造庞大外溢效应的龙头巨企落户。

更为重要的是，要决心投入资源、推出创新政策招商引资，在合理情况下尽量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基金会并提倡税务优惠以及创新土地政策，冀让香港得以启锚，建成生物科技创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