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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针——增地的“天秤”严重倾侧

2018年5月4日 (周五)
文章原載《头条日报》 2018年5月4日 (周五)
shutterstock_689386099.jpg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上周公布《增辟土地 你我抉择》的谘询文件,算是正式启动了“土地大辩论”。一周以来,各界反应热烈,这是我们所乐见的。据我观察,主流传媒的评论,与我日常所听到的不同人等及小组成员的观点较为接近,但社会中亦有一些利益或压力团体,并不一定尊重事实,胡言乱语也不在少数。我相信大部份“小组”成员,都会希望沉默的大多数都能表达其意见,以免少数人的意见凌驾在多数人之上,“小组”也有责任设立机制,使广大市民的意见得以准确的表达。

正如黄远辉主席一再强调,“小组”无既定立场。事实上,“小组”至今从未有过一次投票议决,它又怎会有任何正式的立场?不过,开了数十小时的会议及阅读过汗牛充栋的资料,各成员不可能对不同选项没有其个人的判断,我们都走过一定的心路历程,但却不希望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套在大众之上,所以也希望市民能透过我们已知的事实,自行得出正确的判断。此种取向,却不一定会得到只顾小圈子利益的团体所欢迎,有些人惟有采用放大声浪,加上阴谋论的幻想性思维,以求掩盖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这策略可否成功,见仁见智。

在各种对“小组”文件持批判性的评论中,伍美琴教授的两篇近作是较能秉持理性,值得我们思考,虽然我不见得完全认同其取向,但能肯定其出发点是为香港好的。

伍教授有几个主要观点。第一是引用生态经济学家Robert Costanza对地球生态价值的估算,据Costanza的研究,地球生态系统对我们的贡献每年价值一百多万亿美元,比全球的GDP还要大,因此伍美琴对可能破坏此系统的发展策略,特别是向自然界要山要水,十分保留。Costanza的估算我相信合乎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一定不可移山填海。我们凡事都应找出最优的平衡点,例如内地从前不顾生态只求发展以致部份地方近乎山河破碎,自然有问题,但若另走极端,要我们放弃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生活,同样也是不当。香港的情况怎样?买一个小单位要大半生的收入,租一个单位要大半的月薪,这等于向自然界征用一点点赖以安身的土地,便要耗用了我们大半的生产力,天秤已严重侧向了一边,对居住在劏房中几乎等于现代穴居人的市民而言,这种倾斜特别需要纠正。以香港发展的规模而论,只要向山向海多征用九牛一毛的资源,港人生活便即可大幅改善,七百多万人不用再压缩在二百七十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中,况且香港经济得到发展,便可有更多资源去改善环境。

shutterstock_588835217.jpg

 伍美琴第二个观察是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做得很好,香港不是没地,只是规划不当。新加坡的确做得不错,但要注意,新加坡光是填海,已有一万三千八百公顷,等于其土地增加两成四,而人口远超新加坡的香港,历来的总填海面积却只得七千公顷,土地因而只增加了百分之六。若香港也像新加坡般填了这么多海,今天便根本不会有土地稀缺问题!香港可以容纳反填海的人士,但新加坡会不把他们抓起来吗?“小组”不是在建议社会可开发一些未开发的土地,善用资源吗?但政府能像新加坡般打压反对者吗?

她第三个观点是香港的楼宇单位总数大于住户总数,暗示当中似有不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我可把它的数据更新一下。二○一六年香港有二百七十三万个屋宇单位,常住人口的住户只有二百五十一万,二者似乎有一定差距。但要注意,据人口普查的准则,香港二十多万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或不一定经常在港的人口,他们的家庭不一定包含在上述的住户数目中。近年住户数量每年大约增加三万个,但新增的住户未负担到房子前都要“屈”在旧家庭中并未被算作独立的住户。二百七十三万个屋宇单位中,有近七万个是非住宅或是简单用石搭建的。在扣除了这些因素后,据我估算,香港屋宇空置率不足百分之二,再加上买卖或租赁房屋的前后,总也会有空置期。这么低的空置率,正好反映了房屋的短缺。


文章原載《头条日报》 2018年5月4日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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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上周公布《增辟土地 你我抉择》的谘询文件,算是正式启动了“土地大辩论”。一周以来,各界反应热烈,这是我们所乐见的。据我观察,主流传媒的评论,与我日常所听到的不同人等及小组成员的观点较为接近,但社会中亦有一些利益或压力团体,并不一定尊重事实,胡言乱语也不在少数。我相信大部份“小组”成员,都会希望沉默的大多数都能表达其意见,以免少数人的意见凌驾在多数人之上,“小组”也有责任设立机制,使广大市民的意见得以准确的表达。

正如黄远辉主席一再强调,“小组”无既定立场。事实上,“小组”至今从未有过一次投票议决,它又怎会有任何正式的立场?不过,开了数十小时的会议及阅读过汗牛充栋的资料,各成员不可能对不同选项没有其个人的判断,我们都走过一定的心路历程,但却不希望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套在大众之上,所以也希望市民能透过我们已知的事实,自行得出正确的判断。此种取向,却不一定会得到只顾小圈子利益的团体所欢迎,有些人惟有采用放大声浪,加上阴谋论的幻想性思维,以求掩盖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这策略可否成功,见仁见智。

在各种对“小组”文件持批判性的评论中,伍美琴教授的两篇近作是较能秉持理性,值得我们思考,虽然我不见得完全认同其取向,但能肯定其出发点是为香港好的。

伍教授有几个主要观点。第一是引用生态经济学家Robert Costanza对地球生态价值的估算,据Costanza的研究,地球生态系统对我们的贡献每年价值一百多万亿美元,比全球的GDP还要大,因此伍美琴对可能破坏此系统的发展策略,特别是向自然界要山要水,十分保留。Costanza的估算我相信合乎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一定不可移山填海。我们凡事都应找出最优的平衡点,例如内地从前不顾生态只求发展以致部份地方近乎山河破碎,自然有问题,但若另走极端,要我们放弃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生活,同样也是不当。香港的情况怎样?买一个小单位要大半生的收入,租一个单位要大半的月薪,这等于向自然界征用一点点赖以安身的土地,便要耗用了我们大半的生产力,天秤已严重侧向了一边,对居住在劏房中几乎等于现代穴居人的市民而言,这种倾斜特别需要纠正。以香港发展的规模而论,只要向山向海多征用九牛一毛的资源,港人生活便即可大幅改善,七百多万人不用再压缩在二百七十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中,况且香港经济得到发展,便可有更多资源去改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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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美琴第二个观察是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做得很好,香港不是没地,只是规划不当。新加坡的确做得不错,但要注意,新加坡光是填海,已有一万三千八百公顷,等于其土地增加两成四,而人口远超新加坡的香港,历来的总填海面积却只得七千公顷,土地因而只增加了百分之六。若香港也像新加坡般填了这么多海,今天便根本不会有土地稀缺问题!香港可以容纳反填海的人士,但新加坡会不把他们抓起来吗?“小组”不是在建议社会可开发一些未开发的土地,善用资源吗?但政府能像新加坡般打压反对者吗?

她第三个观点是香港的楼宇单位总数大于住户总数,暗示当中似有不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我可把它的数据更新一下。二○一六年香港有二百七十三万个屋宇单位,常住人口的住户只有二百五十一万,二者似乎有一定差距。但要注意,据人口普查的准则,香港二十多万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或不一定经常在港的人口,他们的家庭不一定包含在上述的住户数目中。近年住户数量每年大约增加三万个,但新增的住户未负担到房子前都要“屈”在旧家庭中并未被算作独立的住户。二百七十三万个屋宇单位中,有近七万个是非住宅或是简单用石搭建的。在扣除了这些因素后,据我估算,香港屋宇空置率不足百分之二,再加上买卖或租赁房屋的前后,总也会有空置期。这么低的空置率,正好反映了房屋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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