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郭琳广 交通谘询委员会主席、监警会主席、律师、注册会计师

“本土主义”正在香港抬头，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影响深远。“本土主义”会窒碍香港的长远发展，令人忧虑。若香港真的要走“本土主义”的路线，凡事都用“闭关锁港”来处理，恐怕最终受害的只会是香港，当中尤其受牵连的必然是普罗大众的市民。

“本土主义”是损人害己的想法。有人认为，它虽然不能让我们从外面得到好处，但至少不会让我们有什么损失，所以，大不了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便错了，它的“和”不是零，而是一个负数。这是一个只会令你输掉本钱的游戏，我们可以看看阿根廷的例子。阿根廷曾位列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国民享有的高生活水平，是全球的羡慕对象；可惜，当地政党好心做坏事，鼓吹“本土主义”，纵容“本土主义”抬头，政府的政策大力向本土利益倾斜，导致经济一蹶不振，长久衰落。阿根廷现时要面对严重的贫穷问题。

解决争议考虑世界宏观需要

香港过往就建设发展的一些议题或项目在社会上也曾经遭遇到强大及众多的本地反对声音或阻力，但最后也能迎难而上，以长远宏观角度及面向世界作考虑而得以实行。

例如，70年代兴建地下铁路时遇到社会上很多反对声音，当时，不少人认为此举耗用太多资金、效益存疑、会否变成一项大白象工程、路面交通的挤塞还可以接受、工程造成交通阻塞、加剧空气污染、工程产生的噪音等；但最后还是决定兴建地下铁路，是为了应付长远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对交通所带来的需求而增加道路交通的容量。

试想想，如果当时没有兴建地下铁路，香港现在的交通会挤塞至什么程度？香港亦难以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也肯定会远较现时为低。

另一个例子便是把香港国际机场迁往赤鱲角。在大屿山兴建机场遇到不少反对声音，项目同样被质疑是浪费资源和不必要的，认为扩建启德机场便足够应付未来的需求；最终，还是在大屿山兴建了机场，是为了香港长远的经济发展、便利国际经贸往来、维持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及放眼国际空运物流的发展潜力而作容量上的准备。

因应环境调整是生存之道

试想想，每一班来港的航机都代表着商机。若当时不兴建新机场，来港的航班少了，机会也随之失去了。还有，若继续使用启德机场，相信现在观塘和九龙城一带，以及海底隧道周边的道路将不胜负荷，交通挤塞将是一个不堪想像的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成立香港联合交易所，由4个交易所整合成一个交易所，是为了面向国际，不落伍，打造香港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一步。试想想，如果香港现在仍然是4个中小型证券交易所，香港的金融业如何跟其他国际交易所 （例如纽约或伦敦等）竞争？香港的交易所还能跻身全球三大之列吗？香港还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商业中心和国际大都会吗？香港人又如何能得到今天的国际视野，从而比人家取得更多商机、获得更佳的经济成果、达到更好的生活水平呢？这一切都是有连锁关系的。

这几十年来，香港不断扩大铁路网络、优化机场运作和完善金融体制。今天，香港的铁路系统可以让其他城市借鉴，港铁公司现时管理和营运英国和澳洲部分的地下铁路；香港机场的效率在全球首屈一指，客流量和处理的货量屡创新高，在国际航空业中占重要地位；香港的金融市场达国际水平，是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这样的成就，说明了我们要因应外围环境的变化去找机会，然后做相应的建设发展来配合，这才是在全球一体化大趋势中的生存之道，而不是要外围环境去迁就我们！

近年建设为何大幅放缓？

因为种种因素，过去10多年，我们在供应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远远落后于需求，例如土地、房屋、商场、医院等，以致产生多方面都缺乏资源的现象。相比之下，90年代我们见证了时代广场和又一城的落成，同期我们还建成了8间新的公营医院，湾仔会展中心第一期，将军澳新市镇第一期等等。可以这样说，若大家觉得90年代的香港比今天宽敞、舒适，是自然的事──但原因似乎并非因“外来人口”，而是香港近10多年来的建设速度大幅放缓！

真正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大幅放缓呢？政府是绝对有能力做好香港的建设工作的，可惜的是遇到社会上不同方面的极不合作态度和阻力，加上社会上缺乏组织力强而又能团结大多数的力量，以至举步维艰。

在香港的社会中其实不乏解决问题的好建议，最重要的是组织人手去干和执行建议。根据管理理论，一个建议或计划的成功，当中百分之十归于一个好的战略，其余百分九十归于强大的执行能力 （Success is 10% strategy and 90% execution）。有好建议，便要尽快进行动员、组织人手、执行和落实的工作。一旦开展了工作，或多或少总会人人受惠，感受到这些建议所带来的好处，跟着只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改善和优化，便会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

原文刊于《信报》2016年2月18日，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