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位：这个社会缺少了甚么？
郭位：这个社会缺少了甚么？
撰文：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郭位教授
曾参加一个为香港中学生举办的“创新科技”研讨会。演讲结束前，我问了一个问题：是否有人知道林百里和李开复是谁、是做甚么的？在场学生面露茫然，无人答得上来。
林百里与李开复
尽管林百里和李开复两人都是IT行业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绝大多数的香港人不曾听过他们的名字。其实这两个问题的回应是香港人的普遍认知，表示我们的教育的确有大问题。
林百里是全世界最大笔记型电脑制造厂商广达的创办人，在香港调景岭困乏的环境下长大。18岁负笈异域，就读台湾大学。毕业后与朋友创业，建立起笔记型电脑王国，至今仍说着带有香港口音的国语。说句香港人感兴趣的题外话，他位居福布斯（Forbes）全球前500名富豪；以香港的标准来看，可是富甲一方的工商钜子。
李开复是中文网络创新的先驱，华人圈中具有偶像光环的明星。他又是热心教育的创业者，2009年放弃高薪优职，创办“创新工场”，扶持和鼓励中国的年轻人创新、创业。2013年11月12日邀请李开复演讲，绝大多数来自香港以外的听讲者里里外外、水泄不通地挤满了两个演讲厅。演讲后，热情的听众层层围住李开复，久久不散。如此情景，在香港实属少见。
在资讯爆炸的社会，电脑、互联网、云端计算已成为高教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两位与之紧密相关的行内猛人，香港人却鲜有所闻，令人产生疑问，我们的社会缺少了甚么。
高锟与崔琦
香港人对科技兴趣淡漠，有迹可寻。曾有两位港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一位是高锟，因曾任中文大学校长，从而知道的人稍多。另一位是专攻低温物理实验的崔琦，1951年12岁时只身来到香港，读完中学后赴美留学。高锟于199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奖。此外，高锟以工程学科的专业得诺贝尔物理奖也属少见。崔琦也在199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
高锟和崔琦是香港的光荣，但是他们在香港以外的华人社会知名度反而比在香港高出许多。看到这种现象，令人怀疑香港社会为甚么如此与众不同？当代科技与文化皆发达的新贵韩国，日夜梦寐以求出个诺贝尔奖得主，香港居然不懂得爱惜羽毛的道理。
图为高锟 (图片来源：高锟慈善基金)
与香港有渊源的顶尖华人科学家，除高锟、崔琦外，还有张立纲、王佑曾、卓以和、丘成桐等多人。不妨进一步自问：这许多与香港有缘的科技千里马，何以未得伯乐赏识而一展长才、纵情驰骋呢？何以他们近代的科研只容发扬光大于西方、只能优先根植于西方的科技工业呢？
骄傲与遗憾
华人的资质固然可以媲美世人，但可惜的是，优质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研，尚未在两岸生根。以诺贝尔物理奖与化学奖获奖的华人为例，半数以上都在西方大学就读本科。此外，除了李远哲在新竹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他们的研究生涯，包括博士学位，皆在西方取得。研究成果也全成于西方。
港人将本求利，讲究以小本博大利。风气所及，当今的本地尖子学生，钟情金融财贸，以为获利较高较快。此非年轻学子之过，亦非青年学子之福，实乃上焉者作风保守，未能了解高科技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的角色。
高锟于1966年发明光纤通讯，如今光纤足迹遍布全球及太空。然而自1970年始，政府未能及时给予扶持。当初，港府若能投资千万港元，将他的发明转化为科技产品及相关服务，则香港有很大机会成为世界通讯之都，40年来必然获利逾兆亿。再进一步，当年若以光纤科技引领，发展通讯软硬件及周边技术，如医疗器材、能源、运输等产业，则何须迟至今日还处在思考发展创新科技等优势产业的阶段？
科技是高生产力的基石，高生产力带来高利润、高福利、高附加价值。高锟在中文大学创建电子学系固然是项成就，但可惜大才小用，此后未能有更大作为。其时新加坡方立国数年，科技尚未起步；台湾的新竹科学园也迟至10年后才建立；韩国科技正作初期探讨；日本也才开始推出高品质汽车及半导体产业，而今以上各地的科技发展都远远走在香港的前头。
反思
说到科技成果，众人往往只见产品谋利，未必了解科技发展对推动社会福利的效果。众所周知，当前香港社会贫富差距甚大，金融、房地产业虽称繁荣，鲜能直接造福大众，而贫富分化，微弱的中产阶级早成社会失衡的莫大显忧（非隐忧）。发展科技，正好可以弥补产业结构单一的缺失，有助改善社会生态，造福众生。以台湾为例，其高科技蓬勃发展，曾经带动其他产业升级，催生出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
生态，造福众生。
作为培育未来社会栋梁的香港政府及高教工作者，应该为香港的“80后”、“90后”年轻人做些甚么示范？如果香港的年轻人因为受本地产业结构单一的限制，不勤快又不愿离开香港往大陆或其他地区发展，等到春去秋来，难道不会落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任何一个普通人，每天的生活都极可能接触到林百里（笔记型电脑）、李开复（中文网络）、高锟（电话通讯、医疗）、崔琦（电子）的足迹。他们离大家如此的接近，而我们却依然对他们的影响力懵然不知，这是谁的过错？
科技文化是当代文化的主流，请问香港流行的究竟是甚么样的文化？莫非真像高适所说：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
将全数捐给学生奖学金。
本文摘录自《高等教育的心件》一书第二十四章 : “这个社会缺少了甚么？”文章获郭位校长授权刊登。
《高等教育的心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版税所得将全数捐给学生奖学金。郭位校长另着有台湾版《高等教授怎么办？两岸大学心件的探讨》。
撰文：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郭位教授
曾参加一个为香港中学生举办的“创新科技”研讨会。演讲结束前，我问了一个问题：是否有人知道林百里和李开复是谁、是做甚么的？在场学生面露茫然，无人答得上来。
林百里与李开复
尽管林百里和李开复两人都是IT行业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绝大多数的香港人不曾听过他们的名字。其实这两个问题的回应是香港人的普遍认知，表示我们的教育的确有大问题。
林百里是全世界最大笔记型电脑制造厂商广达的创办人，在香港调景岭困乏的环境下长大。18岁负笈异域，就读台湾大学。毕业后与朋友创业，建立起笔记型电脑王国，至今仍说着带有香港口音的国语。说句香港人感兴趣的题外话，他位居福布斯（Forbes）全球前500名富豪；以香港的标准来看，可是富甲一方的工商钜子。
李开复是中文网络创新的先驱，华人圈中具有偶像光环的明星。他又是热心教育的创业者，2009年放弃高薪优职，创办“创新工场”，扶持和鼓励中国的年轻人创新、创业。2013年11月12日邀请李开复演讲，绝大多数来自香港以外的听讲者里里外外、水泄不通地挤满了两个演讲厅。演讲后，热情的听众层层围住李开复，久久不散。如此情景，在香港实属少见。
在资讯爆炸的社会，电脑、互联网、云端计算已成为高教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两位与之紧密相关的行内猛人，香港人却鲜有所闻，令人产生疑问，我们的社会缺少了甚么。
高锟与崔琦
香港人对科技兴趣淡漠，有迹可寻。曾有两位港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一位是高锟，因曾任中文大学校长，从而知道的人稍多。另一位是专攻低温物理实验的崔琦，1951年12岁时只身来到香港，读完中学后赴美留学。高锟于199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奖。此外，高锟以工程学科的专业得诺贝尔物理奖也属少见。崔琦也在199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
高锟和崔琦是香港的光荣，但是他们在香港以外的华人社会知名度反而比在香港高出许多。看到这种现象，令人怀疑香港社会为甚么如此与众不同？当代科技与文化皆发达的新贵韩国，日夜梦寐以求出个诺贝尔奖得主，香港居然不懂得爱惜羽毛的道理。
图为高锟 (图片来源：高锟慈善基金)
与香港有渊源的顶尖华人科学家，除高锟、崔琦外，还有张立纲、王佑曾、卓以和、丘成桐等多人。不妨进一步自问：这许多与香港有缘的科技千里马，何以未得伯乐赏识而一展长才、纵情驰骋呢？何以他们近代的科研只容发扬光大于西方、只能优先根植于西方的科技工业呢？
骄傲与遗憾
华人的资质固然可以媲美世人，但可惜的是，优质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研，尚未在两岸生根。以诺贝尔物理奖与化学奖获奖的华人为例，半数以上都在西方大学就读本科。此外，除了李远哲在新竹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他们的研究生涯，包括博士学位，皆在西方取得。研究成果也全成于西方。
港人将本求利，讲究以小本博大利。风气所及，当今的本地尖子学生，钟情金融财贸，以为获利较高较快。此非年轻学子之过，亦非青年学子之福，实乃上焉者作风保守，未能了解高科技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的角色。
高锟于1966年发明光纤通讯，如今光纤足迹遍布全球及太空。然而自1970年始，政府未能及时给予扶持。当初，港府若能投资千万港元，将他的发明转化为科技产品及相关服务，则香港有很大机会成为世界通讯之都，40年来必然获利逾兆亿。再进一步，当年若以光纤科技引领，发展通讯软硬件及周边技术，如医疗器材、能源、运输等产业，则何须迟至今日还处在思考发展创新科技等优势产业的阶段？
科技是高生产力的基石，高生产力带来高利润、高福利、高附加价值。高锟在中文大学创建电子学系固然是项成就，但可惜大才小用，此后未能有更大作为。其时新加坡方立国数年，科技尚未起步；台湾的新竹科学园也迟至10年后才建立；韩国科技正作初期探讨；日本也才开始推出高品质汽车及半导体产业，而今以上各地的科技发展都远远走在香港的前头。
反思
说到科技成果，众人往往只见产品谋利，未必了解科技发展对推动社会福利的效果。众所周知，当前香港社会贫富差距甚大，金融、房地产业虽称繁荣，鲜能直接造福大众，而贫富分化，微弱的中产阶级早成社会失衡的莫大显忧（非隐忧）。发展科技，正好可以弥补产业结构单一的缺失，有助改善社会生态，造福众生。以台湾为例，其高科技蓬勃发展，曾经带动其他产业升级，催生出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
生态，造福众生。
作为培育未来社会栋梁的香港政府及高教工作者，应该为香港的“80后”、“90后”年轻人做些甚么示范？如果香港的年轻人因为受本地产业结构单一的限制，不勤快又不愿离开香港往大陆或其他地区发展，等到春去秋来，难道不会落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任何一个普通人，每天的生活都极可能接触到林百里（笔记型电脑）、李开复（中文网络）、高锟（电话通讯、医疗）、崔琦（电子）的足迹。他们离大家如此的接近，而我们却依然对他们的影响力懵然不知，这是谁的过错？
科技文化是当代文化的主流，请问香港流行的究竟是甚么样的文化？莫非真像高适所说：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
将全数捐给学生奖学金。
本文摘录自《高等教育的心件》一书第二十四章 : “这个社会缺少了甚么？”文章获郭位校长授权刊登。
《高等教育的心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版税所得将全数捐给学生奖学金。郭位校长另着有台湾版《高等教授怎么办？两岸大学心件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