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租碍就业多元化 削港竞争力

贵租碍就业多元化 削港竞争力
撰文: 曾维谦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

一宗又一宗刷新纪录的成交,掀起地产及投资界热议;但其实还有另一则消息,值得链接在一起讨论。
6月1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2017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再度力压瑞士,连续两年荣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
员工办公室占位 月租贵过薪金
这固然值得高兴。但更须注意的,是正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在其网志提到,在“价格”(Prices)一环的评分,香港在6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2。排名第63的是委内瑞拉——该国在过去的5月,才经历了超过50天、令近50人丧生的暴动;而根据当地国会的数据,首5个月的通胀达128%,甚至出现食物短缺。
相比之下,根据统计处数据,香港的通胀正在放缓;也没有食物供应的问题,那是甚么原因,令我城排名只比由政局不稳引发“超级通胀”的委内瑞拉好上一点点?
根据国际房地产顾问世邦魏理仕(CB Richard Ellis)的研究,香港的甲级写字楼租金,在过去两年都是全球最昂贵。2016年该行发表的报告,指中环指标甲厦的租金为全球之冠,而西九龙则排名第五;及至2017年,中环租金继续领先全球之余,西九龙则“进占”第四位(表一)。
当企业要作扩充/收缩的决定时,它考虑的整体雇佣成本(Total Employment Cost)并不只是员工的薪金,而是“薪金+租金”。因为写字楼内的桌子和椅子本身并不会为公司带来盈利,而是靠坐在该位子的员工赚钱。以每员工平均占地200尺、每月每尺租金200元粗略推算,则中环甲厦内每个座位的每月租金便达40,000元!如此一来,一个秘书座位的租金,动辄会比其薪金还高。面对这样的成本结构,企业老板难免会考虑,是否应把秘书职位移到租金水平还不及香港一半的上海、或等于香港三成的新加坡。
星金融商业就业人数 抛离本港
这严重滞碍我们产业及就业的多元化——没错,香港是主要的金融枢纽,不乏利润深厚的业务(例如上市集资),赚钱能力强的员工(例如投资银行家)也大有人在,他们可能还负担得起这样的租金;但若香港要真正成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高昂的租金成本却会迫使很多本应落户香港的非前台(front office)工种(例如资产管理、风险管理,以至前文提及的秘书职位),白白流失至租金水平比我们低的城市。
而这个情况似乎正在发生。2000年,新加坡于“金融及商业服务业”内的就业人数只有30万左右,只有香港(48万)的三分之二;到2013年,狮城的相应数字增加了超过一倍(+128%)到69万,超越了同期内只增加43%的香港,并渐渐拉开距离(见图)。
这些职位大多是白领,包括不同专业如会计、法律等从业员。新加坡过去10多年新增的这些职位,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其企业本来想落户香港,却因香港的高昂租金“舍港取星”,当然难有实际数字。但观乎星港两地数以倍计的租金差距和香港极低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不难想像当中有不少职位,其实本应是属于香港,而非狮城。
物业供应续落后 肥水流别人田
事实上,根据统计处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过去4年,虽然整体的驻港公司数目有所增长(+537间或+7.2%);但若我们把有关数据拆开分析,可见影响较大、聘请员工数目最多的地区总部(Regional Headquarters)数目,其实在2016年出现按年下跌,把数字打回3年前(2013年)的原形,至于地区办事处(Regional Offices)更自2013年起便呈下跌趋势(-104间或-4.2%),只有当地办事处(Local Offices)录得增长(表二)。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若香港的土地、住宅,以至其他物业的供应步伐继续追不上需求;加上区内其他城市不断努力迎头赶上,持续上升的营商和生活成本,总有一天会令香港变得不再吸引,失去竞争力,甚至连原本属于我们的机遇都流失至竞争对手处,最后令香港变成新时代中,无关痛痒(irrelevant)的一个城市。
撰文: 曾维谦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

一宗又一宗刷新纪录的成交,掀起地产及投资界热议;但其实还有另一则消息,值得链接在一起讨论。
6月1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2017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再度力压瑞士,连续两年荣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
员工办公室占位 月租贵过薪金
这固然值得高兴。但更须注意的,是正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在其网志提到,在“价格”(Prices)一环的评分,香港在6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2。排名第63的是委内瑞拉——该国在过去的5月,才经历了超过50天、令近50人丧生的暴动;而根据当地国会的数据,首5个月的通胀达128%,甚至出现食物短缺。
相比之下,根据统计处数据,香港的通胀正在放缓;也没有食物供应的问题,那是甚么原因,令我城排名只比由政局不稳引发“超级通胀”的委内瑞拉好上一点点?
根据国际房地产顾问世邦魏理仕(CB Richard Ellis)的研究,香港的甲级写字楼租金,在过去两年都是全球最昂贵。2016年该行发表的报告,指中环指标甲厦的租金为全球之冠,而西九龙则排名第五;及至2017年,中环租金继续领先全球之余,西九龙则“进占”第四位(表一)。
当企业要作扩充/收缩的决定时,它考虑的整体雇佣成本(Total Employment Cost)并不只是员工的薪金,而是“薪金+租金”。因为写字楼内的桌子和椅子本身并不会为公司带来盈利,而是靠坐在该位子的员工赚钱。以每员工平均占地200尺、每月每尺租金200元粗略推算,则中环甲厦内每个座位的每月租金便达40,000元!如此一来,一个秘书座位的租金,动辄会比其薪金还高。面对这样的成本结构,企业老板难免会考虑,是否应把秘书职位移到租金水平还不及香港一半的上海、或等于香港三成的新加坡。
星金融商业就业人数 抛离本港
这严重滞碍我们产业及就业的多元化——没错,香港是主要的金融枢纽,不乏利润深厚的业务(例如上市集资),赚钱能力强的员工(例如投资银行家)也大有人在,他们可能还负担得起这样的租金;但若香港要真正成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高昂的租金成本却会迫使很多本应落户香港的非前台(front office)工种(例如资产管理、风险管理,以至前文提及的秘书职位),白白流失至租金水平比我们低的城市。
而这个情况似乎正在发生。2000年,新加坡于“金融及商业服务业”内的就业人数只有30万左右,只有香港(48万)的三分之二;到2013年,狮城的相应数字增加了超过一倍(+128%)到69万,超越了同期内只增加43%的香港,并渐渐拉开距离(见图)。
这些职位大多是白领,包括不同专业如会计、法律等从业员。新加坡过去10多年新增的这些职位,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其企业本来想落户香港,却因香港的高昂租金“舍港取星”,当然难有实际数字。但观乎星港两地数以倍计的租金差距和香港极低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不难想像当中有不少职位,其实本应是属于香港,而非狮城。
物业供应续落后 肥水流别人田
事实上,根据统计处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过去4年,虽然整体的驻港公司数目有所增长(+537间或+7.2%);但若我们把有关数据拆开分析,可见影响较大、聘请员工数目最多的地区总部(Regional Headquarters)数目,其实在2016年出现按年下跌,把数字打回3年前(2013年)的原形,至于地区办事处(Regional Offices)更自2013年起便呈下跌趋势(-104间或-4.2%),只有当地办事处(Local Offices)录得增长(表二)。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若香港的土地、住宅,以至其他物业的供应步伐继续追不上需求;加上区内其他城市不断努力迎头赶上,持续上升的营商和生活成本,总有一天会令香港变得不再吸引,失去竞争力,甚至连原本属于我们的机遇都流失至竞争对手处,最后令香港变成新时代中,无关痛痒(irrelevant)的一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