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恩荣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

全球球迷一同悼念的荷兰球王告鲁夫，除了在球场上展示全能足球威力，在他管理下，巴塞隆那Tika-taka短传走位的风格正式确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巴塞隆那依然凭此系统称霸球坛。在规划战术方面，告鲁夫对足球的贡献比马勒当拿和比利更大，更证明了若能定下正确的方向和策略，不但能扭转颓势，更可享受持续成功。

特区政府近日公布《香港教资会资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报告的方向及建议，希望院校能学习国际上高等教育院校的良好做法，更有效履行管治职责。在全球先进地区力求发展创新科技产业，以及香港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学的背景下，提升大学管治质素，除了维护院校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对香港长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亦非常重要。

论文压力下放学者身上

鉴于近年的政治争议，社会聚焦在行政长官担任校监及委任校董会成员的制度；但其实更影响大学研究人员日常工作的管治因素，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 的评审准则。正如教资会报告指出，策略规划中的某些范畴并非由院校处理，在研究方面，最明显的是教资会的研究评审工作（RAE）。

本港大学大部分研究拨款取决于RAE结果，故其评审标准主导着各院校的研究行为。现时香港RAE的评审指标中，“研究成果”占八成比重，因此，于国际学术文刊发表论文成为本港学术界的首要目标。大学为确保得到充裕的研究拨款，把发表论文的压力下放到学者身上；至于转移知识去影响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工作，并不太受重视。

教资会报告提出一项假设，就是将八所大学的各自利益整合起来，便成为香港整体社会在高等教育上的公众利益；但当各院校都致力成为以论文为主导的同一类研究型大学，而忽略了社会需要的公共政策目标，高等教育政策便有不符合公众利益之嫌。教资会报告认为要提升管治质素，“院校定有明确的优次安排和可实践的目标尤为重要”，但事实上，大学安排的研究目标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教资会责无旁贷。

新增“研究影响”准则

教资会表示自身作为拨款机构，其“职能有局限”、“相对力弱”，这说法有逃避责任之嫌。掌管着大学大部分收入，教资会有一绝招：通过调整拨款评审准则来引导大学的研究发展，以满足社会需要。事实上，英国政府便为了促使高等教育界通过研究为经济和社会带来更明显好处，自二○一四年引进新的“研究卓越架构（REF）”取代沿用多年的RAE。其中主要的调整，是新增“研究影响”为审核准则之一，评估研究如何影响经济、社会、健康、环境、文化和生活品质等。换句话说，英国政府调整拨款方程式，令学者更留意其研究对社会所带动的影响力。

根据英国政府大学与科学部委托Dame Ann Dowling教授于二○一五年发表的报告，在评核标准加入“研究影响”后，有助鼓励英国工商界和大学合作，将科研转化成更多经济效益。本港现时的研究评审工作（RAE）是教资会于一九九三年以英国系统为蓝本推行，自此亦经常参考英国的经验。香港要在全球创新科技浪潮中力争上游，教资会除了建议院校提升管治质素，更必须履行自身作为大学拨款机构的职责，通过其独有的政策工具造福香港长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当然，调整研究评审工作可能会面对一些反对声音，正如告鲁夫执教巴塞初期，球员也要面对适应新系统的挑战，首两年亦未能重夺联赛锦标；但作为领队的告鲁夫坚持改革，最终不但成为联赛四连霸，更助巴塞首夺欧洲冠军，后来的教练承继其风格至今，为球会带来空前成功。以告鲁夫的经验为例，期望教资会调整研究评审工作，为大学研究带来新刺激，扭转香港创新科技产业颓势，令社会得益。

原文刊于《星岛日报》2016年4月17日，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