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张博宇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刘希彤 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员

“成本效益”如果单单是指金钱上的“成本”，财务上的“效益”，这可以是一个“致命”的定义。

刚上任的特首林郑月娥认为工业意外“一宗都嫌多”，但根据劳工处的数字，今年度首四个月已经发生11宗致命工业意外。在“价低者得”的采购模式下，承建商会否因为要压低价格，而牺牲了工人的安全保障呢？这是一个令人忧心的议题。

在其他先进地区 (例如英国、美国及澳洲) 提及“成本效益”，从来都是指“社会的成本”及“社会的效益”，早就超越了金钱这个狭隘的框架。对比之下，香港对“成本效益”的理解，显得“致命”的落后。

什么是“社会的成本效益”呢？当工业意外发生时，伤者或死者家属会面对各种伤害，包括家庭丧失经济、情绪困扰、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等等，都由工人及其家人去承受，社会需要增加对这些家庭的支援，这就是社会的成本效益。

罚款、补偿及判监的方式虽然可以将社会成本从新归入承建商身上，但在这情况下承建商可能出现赌徒心态，“搏一搏”意外不会发生，成功了就可以省掉成本。可惜，失败的人命伤亡实是无价，要令工人的安全得到最佳的保障，除了亡羊补牢的判罚外，必须从政府、企业采购的条款入手，将工人的安全装备、安全监督等纳入作为采购的重要指标。加入这些款后，即使承建商的出价再低，若未能符合有关要求，亦不能投得合约。

笔者在上一则有关外判清洁工人的篇章提到，政府选择承办商时应考虑其雇员的薪酬及待遇，打破外判工人“五无”的局面，而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正正就是当中必须的环节。不论政府或私营机构的外判制度，都应该对承办商在这方面定立充份的量度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