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恩荣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

政府千呼万唤的创新及科技局在《施政报告》中占不少篇幅，就团结香港基金的政策建议有所回应。当中包括有关推动智慧城市、内地合作机遇等政策，能善用本港优点去培育创科产业。《施政报告》亦针对香港创业气氛不浓的弱点，设立配对基金以鼓励专业投资基金投资本港初创公司，这是创科政策的一个进步，但仍有不少改良的空间。

《施政报告》鼓励初创企业的投资，但政府和社会必须拥抱不怕失败的思维，要明白即使在矽谷，成功创业者往往经历过多次失败；社会和官僚若过分保守，便会重现大疆（DJI）申请政府资助被拒，最终选择落户深圳，令香港与新晋世界级企业擦身而过的遗憾。政府的愿景与成果有差距，每每因政策未到位。杨伟雄局长刚上任便提出增大私营研发投资的愿景，但《施政报告》政策力度不足，恐怕重蹈覆辙。

港商界消极 研发费用偏低

比较邻近地区和OECD国家，香港除了在社会总体研发支出远低于国际外；而私营开支占不足当中一半，更是一个异常的现象。环顾全球先进地区，公私营投入研发资金比例一般为四比六、三比七；香港公私营投入比例却徘徊在“六四比例”，公营投入有“越位”之嫌。“越位”并非政府投入多，而是商界投入偏少。

政府意识到问题，推出配对私人风险投资基金，试图鼓励私营研发活动，看来对症下药。但实际上，私营研发投入少，是香港创科产业落后的病征，而非问题根源；故若单靠现行建议，只算是“头痛医头”。《施政报告》正确指出“香港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学”，大学理应是创科政策核心，可是《施政报告》有关鼓励大学人才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政策力度太弱，杨局长要达成愿景恐怕不容易。

科技产业能否成功，归根究柢，在乎是否有足够科研人员提供各种适合社会需求的产品。香港私营研发投资一直很少的主因，除了科技产业的规模细而难以吸引人才入行的恶性循环；也由于大学的研究拨款机制失衡，窒碍科研人员从事把知识转移到社会的工作，导致“上游”的基础科研难以流向“下游”商业应用。商界难觅可供投资的项目和人才，投入自然少。在香港缺乏大型科技企业的情况下，大学更是政府必须重视培育的竞争优势。

政府决定预留资金鼓励更多中游及应用研究的政策，针对现有缺口，方向非常正确；香港科研力量的确集中在大学，投资以大学为基础，亦理所当然。但只有20亿元基金，每年投资收入实际不到1亿元，能期望什么成果？《施政报告》的“半桶水”药方，难成为大幅提升私营研发投资的灵丹。此外，创科局有关拨款必须借助研究资助局（研资局）的评审经验，让有能之士尽情发挥，否则极可能重现创新及科技基金“走宝”的情况。

应增科研资金 推动商品化

要收复科创失地，政府断对了症，还要“落重药”，大幅增加大学研究资金，推动更多研究项目，特别是跨学系、跨院校、大型、卓越的项目，以及更多能促进应用和商品化的科研项目，方能吸引商界参与，真正可持续地提升私营研发投入。此举同时让有志投身科研的年轻人看见职业前景，念科学毕业不会失业，吸引更多人才，把恶性循环扭转成健康生态。

政府大力投入资源活化科创生态圈，才能达到私营研发为主的长远政策目标。事实上，根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2015年的报告，公共研发开支对吸引私人研发开支构成显着的“挤进效应”，英国公共研发开支每增1英镑，私人研发开支便提升1.13至1.6英镑。再者，一个机构投资在研发，回报往往惠及整个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04年指出，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国家，专利数量每多1%，人均生产总值会增0.08%；而在非OECD国家的增长更高。除了经济增长以外，也有研究指投资研发有助增加社会向上流动性及创造就业，绝对用得其所。《施政报告》提出鼓励大学进行更多中游及应用研究的金额实在太少。

由政府暂时担当比例较重的研发投资者，是一种手段；长远而言，社会的共同愿景都是由企业主导创科产业。香港能否善用优势，在创科界更进一步，视乎政府的胆识和承担。一个好的“科创联系人”，不能单在场边做球僮“睇多过做”，而是要做一个善于找出缺口及二传的“柱趸式中锋”，掩护各界队友后上攻门，助港队在科创场上争取佳绩。

原文刊于《信报》2016年1月14日，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