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黄元山、助理研究员 曾文轩、研究助理 柯勋耀

今年《施政报告》首次重点提倡发展生命健康科技，并选址河套建成重要基建，正好呼应我们在7月提倡港深合作发展生物科技的愿景。业界时常提出，香港拥有作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中心的优势，对发展科创甚为有利；然而，香港的资本市场与科创市场并非对称，资金并非流入本地科企。我们认为港交所在科创产业链中可担当更重要的角色，而香港亦应透过河套夥同深圳合作发挥优势，建成生物科技创新高地。

上市生科企在港缺研发基地

自港交所在2018年推出第18A章，允许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香港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中心，仅次于美国纳斯特。新冠疫情更展示了生物科技潜在的巨大需求及迅速发展。据港交所引述数字，全球生物科技产值今年将比去年上升超过30%。

日新月异的前沿生物科技确实能为复杂困难的医学问题提供出路，而发展生物科技产业亦确实能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

尽管机遇满满，综观香港各生物科技上市公司，当中只有极少数在香港设立研发总部，大多企业来自内地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

截至2021年9月，在40间以第18A章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中，只有2间在香港设立研发总部；在37间较成熟且非以第18A章上市的医疗健康企业中，仅一间企业将研发总部设于香港。

港交所可助建创新高地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香港有巨大潜力建成生物科技创新高地。香港各大学的医学及生命科学研究向来杰出，同时亦有个别海外的生物科技企业看准香港国际化科研环境及临床试验优势等，选择落户香港进行研发活动。综观各企业，其中被《福布斯》评为全球二十大人工智能药物研发企业的美国企业“英科智能”便在2019年将其全球总部搬迁到香港，更在今年6月完成C轮融资。反观不少本地企业则多选择把研发基地搬迁到内地，例如刚于6月在港上市、长和旗下生物科技公司“和黄医药”便把研发总部设于上海，两者形成强烈对比。

事实上，港交所除了提供稳健的融资平台，亦是科创价值链的重要一员。港交所在9月举办的生物科技峰会中，则与科技园签订了协议，由园区筹组生物科技专家团队，协助港交所检视生物科技企业的上市申请。然而，我们认为两者的互动应当更加紧密，例如科技园应积极主动招商引资，吸纳在港交所上市的企业落户园区，而港交所亦应提供融资建议予园区内超过160家生物科技初创及企业，协助它们循第18A章上市集资。

另外，科技园亦与港大、中大属下两所临床试验中心合作，成立了“临床转化促成计划”，协助园区企业进行临床试验。这个计划大有延伸空间，例如当园区企业在与认可药物监管机构沟通下、成功完成一期临床试验后，则能满足上市条例第18A章的要求，便可与港交所对接申请上市，而临床试验中心则能协助提交相关临床数据，其后企业亦能在港交所以上市后融资形式进行后期临床试验。

河套区连接中港两地市场

近年，中央政府实施了多项惠港政策促进香港科研，其中全面衔接中港两地产业链及市场是香港科研企业规模化的重要条件，同时亦有利提升企业的市值及融资能力。我们乐见特区政府与深圳市政府于9月就河套区发展签订合作协议并发布《联合政策包》，提倡加强两地合作及衔接，其中以鼓励深港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鼓励两地争取并共享科研仪器设备、推动简化科研样本、实验试剂和遗传资源出入境，以及《施政报告》中提倡与内地研究跨境知识产权保护的便利措施，均与我们的研究报告建议一致。我们建议香港政府可向中央政府寻求更进取措施衔接两地体制机制，包括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由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担任法人或主要股东，并在河套注册的香港生物科技企业直接进入内地市场、享受与内资公司同样的待遇及优惠，以及在药品注册上市方面，国家药监局可以将新药审批权限下放至现在设于河套的大湾区分中心，而加快河套科研机构及企业的新药审批流程。

若要使以上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的构想成真，令上市企业选择落户香港及本地初创公司成功上市，需要完善整条上、中、下游科创价值链。若香港政府及业界能积极把握后疫情时代在生物科技的庞大机遇，则可踏上由生物科技融资中心到生物科技创新高地的康庄大道，成为国际金融及科研兼备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