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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于渐: 卖公屋解决贫富悬殊

2017年7月6日 (周四)
文章原載《信报财经月刊》 2017年7月6日 (周四)

撰文: 邓传锵 信报月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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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王于渐九十年代起已不断大声疾呼将公屋私有化,20多年后房屋问题日益尖锐。他接受《信报财经月刊》专访时慨叹,如果97一回归就立即付诸实行,香港就无这么多矛盾。今日政府弱势,虽然王于渐心知机会渺茫,但仍锲而不舍四出撰文、演讲,因为他坚信公屋私有化才是解决深层次矛盾的釜底抽薪之道。

“九十年代初期,我已写文章呼吁将公屋私有化,今年2017年了,我已成熟了很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百利无一害的事,都没有人去做。作为经济学者我只是提出自己的研究及建议,政府是否做,我管不到了。”王于渐在香港大学课室接受本刊访问时这样自嘲。

1987年中英谈判后不久,他已创立香港经济研究中心,目前出版了《香港深层次矛盾》、《香港长远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香港奇迹已经幻灭?》多部探讨香港问题的着作。

虽然大多数建议停留于纸上谈兵, 65岁的王于渐有一份学者的择善固执,坚信自己的建议可行。“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源自房屋,房屋问题并非有无屋住的问题,而是有无资产。今日有几多人瞓街呢?”

他指出,房屋问题的大背景是,过往30、40年,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导致所有资产水涨船高。“一个有私楼的蠢人,最终会跑赢一个住公屋的叻人。卖公屋可以解决不平等。”

shutterstock_563233549.jpg

 地价可以慢慢还

王于渐形容自己卖公屋的建议很简单,假设一个300尺的公屋单位市值300万,其中100万是建筑成本,200万是地价,现时先以100万卖出去,首期5%,其余95%向银行借,由政府作担保,即只要付5万就可以买到自己住的公屋。至于200万地价则可灵活处理,什么时候想在市场卖出去,就要连本带息还钱给政府,例如设定每年2%的利息,假设10年后决定卖楼,就要还200万以及过往10年累加的利息。

对于这个方案可能遭受的质疑,王于渐逐一反驳。“一、会否变相引发炒公屋?炒是因为短缺,只要有大量的公屋被卖出,是很难炒起的。二、是否贱价卖政府资产呢?按市价卖楼,何来贱卖?即使暂时不收地价,但块地早已建了公屋,政府想收都收唔返。三、那是否与民(发展商)争利呢?靠自己死悭死抵去上车买私楼的已绝无仅有,即使自己肯捱,也要另一半愿意同甘共苦,以及说服双方父母拿出棺材本资助首期。这种人不是发展商的客,大陆的豪客才是发展商的客。卖公屋对发展商也有好处,楼价上升时,可以创造一个上流的阶梯,变相制造客路。”

大部分人是业主可消弭矛盾

2015年,公屋户有75万,另有37万户住在居屋等资助自置居所,即公营单位住户有112万户;住在私人楼的有133万户,即公私营比例为45.9比54.1。王于渐表示,公屋私有化最大的好处是解决有产与无产者的深层次矛盾。“香港一半人没有物业,另一半是业主,即一半人希望楼价跌,另一半希望楼价升,这个社会必定分裂。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立场注定不同。例如公屋户希望减租,私楼业主不想因为减租而加税。如果大部分人都是业主,那就没有矛盾了。”

他强调,港英年代透过建公屋来纾缓社会矛盾,现时大可以透过卖公屋来消解社会矛盾。“今日申请居屋2人家庭入息上限52500元。一个刚踏出社会几年的大学毕业生,人工万五至二万五千元,娶了老婆后人工或升至三万至五万元。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无办法靠自己努力储到钱买私楼,始终要申请居屋及公屋,这个社会怎会没有深层次矛盾呢?”

拥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的王于渐,是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已故经济学家佛利民的学生。他解释,私有化公屋的另一好处,是令它变成抵押工具,脱贫难的主因是融资难,“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有需要时借不了钱。例如教育、进修不是免费的,即使你IQ很高,住公屋就没有办法融资去读大学。反之,住私楼即使IQ低,也可以融资去读大学,IQ100都可扮130啦!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好处是令到叻但穷的人,可以透过融资而上位。”

私有化公屋还可以令僵化的房屋市场流转,将价值释放。他以一个生动的例子来比喻:“别人送我一条丝巾,我没有用就没有价值。我一旦转送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价值就立即体现。假设你有间鸭脷洲的公屋,女朋友却住在天水围。又假设你30年前获分配一间新界的公屋,年老了想搬去市区与子女一起住。公屋私有化后,卖了公屋套现,问题就迎刃而解。现时公屋没有市场,变相毁灭所有价值。”

香港愈来愈多纳米楼,劏房大行其道,去年台湾人均居住面积达505平方尺,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79平方尺。在王于渐眼中,公屋私有化还可以纾缓挤迫问题。“香港人均居住面积愈来愈小,但公屋的人均居住面积没有减少。为什么呢?为了防止世袭而实施公屋分户政策后,公屋不能劏,豪宅不必劏、自住私楼难劏,变相可以劏的楼宇很少。设想如果有两个阿公阿婆住在华富邨的公屋,不需要住这么大,公屋私有化后,就可以劏间房给两位港大的学生了。”

shutterstock_514992643.jpg

楼价上升的速度,远远快过收入上升的速度,将公屋私有化还可以令许多人致富,消除不公等。

对于政府来说,好处包括增加收入及减少支出,根据王于渐的估算,卖公屋一方面可以增加两年GDP,相当于四万亿,另一方面可减少庞大的重建、维修费用。“政府出钱建公屋,每个月收一二千的租金,弥补不了维修、经营成本,变相要纳税人倒贴。私有化后,如果有八成人同意,一些旧公屋业主随时可与魔鬼(发展商)握手卖出重建,套现后再买新楼。”

既然政府、市民均得益,卖公屋百利而无一害。为何倡议多年,都难以推行呢?他揭开个中最大的阻力在于触动了政治及官僚的利益。“首先是政党反对,公屋租户变成业主后,政治立场会转变,选票会流失。作为官僚组织房委会想维持它的霸权、饭碗。”王于渐承认,政府需要强大意志才能推行私有化,契机在于行政长官实行普选,届时在数十万公屋户的支持下,一定可以付诸实行。


文章原載《信报财经月刊》 2017年7月6日 (周四)

撰文: 邓传锵 信报月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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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王于渐九十年代起已不断大声疾呼将公屋私有化,20多年后房屋问题日益尖锐。他接受《信报财经月刊》专访时慨叹,如果97一回归就立即付诸实行,香港就无这么多矛盾。今日政府弱势,虽然王于渐心知机会渺茫,但仍锲而不舍四出撰文、演讲,因为他坚信公屋私有化才是解决深层次矛盾的釜底抽薪之道。

“九十年代初期,我已写文章呼吁将公屋私有化,今年2017年了,我已成熟了很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百利无一害的事,都没有人去做。作为经济学者我只是提出自己的研究及建议,政府是否做,我管不到了。”王于渐在香港大学课室接受本刊访问时这样自嘲。

1987年中英谈判后不久,他已创立香港经济研究中心,目前出版了《香港深层次矛盾》、《香港长远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香港奇迹已经幻灭?》多部探讨香港问题的着作。

虽然大多数建议停留于纸上谈兵, 65岁的王于渐有一份学者的择善固执,坚信自己的建议可行。“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源自房屋,房屋问题并非有无屋住的问题,而是有无资产。今日有几多人瞓街呢?”

他指出,房屋问题的大背景是,过往30、40年,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导致所有资产水涨船高。“一个有私楼的蠢人,最终会跑赢一个住公屋的叻人。卖公屋可以解决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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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价可以慢慢还

王于渐形容自己卖公屋的建议很简单,假设一个300尺的公屋单位市值300万,其中100万是建筑成本,200万是地价,现时先以100万卖出去,首期5%,其余95%向银行借,由政府作担保,即只要付5万就可以买到自己住的公屋。至于200万地价则可灵活处理,什么时候想在市场卖出去,就要连本带息还钱给政府,例如设定每年2%的利息,假设10年后决定卖楼,就要还200万以及过往10年累加的利息。

对于这个方案可能遭受的质疑,王于渐逐一反驳。“一、会否变相引发炒公屋?炒是因为短缺,只要有大量的公屋被卖出,是很难炒起的。二、是否贱价卖政府资产呢?按市价卖楼,何来贱卖?即使暂时不收地价,但块地早已建了公屋,政府想收都收唔返。三、那是否与民(发展商)争利呢?靠自己死悭死抵去上车买私楼的已绝无仅有,即使自己肯捱,也要另一半愿意同甘共苦,以及说服双方父母拿出棺材本资助首期。这种人不是发展商的客,大陆的豪客才是发展商的客。卖公屋对发展商也有好处,楼价上升时,可以创造一个上流的阶梯,变相制造客路。”

大部分人是业主可消弭矛盾

2015年,公屋户有75万,另有37万户住在居屋等资助自置居所,即公营单位住户有112万户;住在私人楼的有133万户,即公私营比例为45.9比54.1。王于渐表示,公屋私有化最大的好处是解决有产与无产者的深层次矛盾。“香港一半人没有物业,另一半是业主,即一半人希望楼价跌,另一半希望楼价升,这个社会必定分裂。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立场注定不同。例如公屋户希望减租,私楼业主不想因为减租而加税。如果大部分人都是业主,那就没有矛盾了。”

他强调,港英年代透过建公屋来纾缓社会矛盾,现时大可以透过卖公屋来消解社会矛盾。“今日申请居屋2人家庭入息上限52500元。一个刚踏出社会几年的大学毕业生,人工万五至二万五千元,娶了老婆后人工或升至三万至五万元。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无办法靠自己努力储到钱买私楼,始终要申请居屋及公屋,这个社会怎会没有深层次矛盾呢?”

拥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的王于渐,是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已故经济学家佛利民的学生。他解释,私有化公屋的另一好处,是令它变成抵押工具,脱贫难的主因是融资难,“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有需要时借不了钱。例如教育、进修不是免费的,即使你IQ很高,住公屋就没有办法融资去读大学。反之,住私楼即使IQ低,也可以融资去读大学,IQ100都可扮130啦!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好处是令到叻但穷的人,可以透过融资而上位。”

私有化公屋还可以令僵化的房屋市场流转,将价值释放。他以一个生动的例子来比喻:“别人送我一条丝巾,我没有用就没有价值。我一旦转送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价值就立即体现。假设你有间鸭脷洲的公屋,女朋友却住在天水围。又假设你30年前获分配一间新界的公屋,年老了想搬去市区与子女一起住。公屋私有化后,卖了公屋套现,问题就迎刃而解。现时公屋没有市场,变相毁灭所有价值。”

香港愈来愈多纳米楼,劏房大行其道,去年台湾人均居住面积达505平方尺,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79平方尺。在王于渐眼中,公屋私有化还可以纾缓挤迫问题。“香港人均居住面积愈来愈小,但公屋的人均居住面积没有减少。为什么呢?为了防止世袭而实施公屋分户政策后,公屋不能劏,豪宅不必劏、自住私楼难劏,变相可以劏的楼宇很少。设想如果有两个阿公阿婆住在华富邨的公屋,不需要住这么大,公屋私有化后,就可以劏间房给两位港大的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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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价上升的速度,远远快过收入上升的速度,将公屋私有化还可以令许多人致富,消除不公等。

对于政府来说,好处包括增加收入及减少支出,根据王于渐的估算,卖公屋一方面可以增加两年GDP,相当于四万亿,另一方面可减少庞大的重建、维修费用。“政府出钱建公屋,每个月收一二千的租金,弥补不了维修、经营成本,变相要纳税人倒贴。私有化后,如果有八成人同意,一些旧公屋业主随时可与魔鬼(发展商)握手卖出重建,套现后再买新楼。”

既然政府、市民均得益,卖公屋百利而无一害。为何倡议多年,都难以推行呢?他揭开个中最大的阻力在于触动了政治及官僚的利益。“首先是政党反对,公屋租户变成业主后,政治立场会转变,选票会流失。作为官僚组织房委会想维持它的霸权、饭碗。”王于渐承认,政府需要强大意志才能推行私有化,契机在于行政长官实行普选,届时在数十万公屋户的支持下,一定可以付诸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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