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在香港执教39年，从未发表过政治见解，因为我主要关心社会经济问题。不过这不表示我没有探讨政治。其实我自1987年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至今一直教授“政治经济”这门学科。政治和经济，两者息息相关。

我今年已63岁，不久就会退休，深深体会黄友嘉博士的疑问：若我到了75岁，外出需要坐轮椅，谁能够帮助我呢？除非我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层面，均出现根本改变，否则我会认真考虑在年老时移居他方。

当前讨论香港前途。从经济学角度看，香港前途极其光明；从人口角度看，则是另一回事。从现在的发展轨迹看来，前途光明的人口将会离开，相反者则会留下。

对香港经济前景有信心

我对香港维护法治的能力与施法制度，极有信心。两者都受到高度保障，我们的金融与服务行业必会步步向好。内地金融体系发展，受制于先天缺陷——大陆法系的传统，金融制度难以发展成熟。今时今日，金融制度仍扎根英语普通法系国家，日本、德国和法国已大为落后。只有在普通法系国家，金融才能发展蓬勃，这方面有科学实证支持，所以我对香港未来金融发展非常乐观。北京不能过分干预香港市场，因为香港若出现滑铁卢，后果将不堪想像。我对亚洲外部的经济发展，也抱正面看法。香港亦受惠于此，发展前景良好。

寻租行为损害社会

然而，政治方面，我则非常担忧。

政治生态，令我们一直未能回应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政治参与活跃了不少，但总体来说，始终着眼于短暂效益，几乎完全没有考虑长远问题。曾主席提及政改否决，我感受很深。政治争议的确应该暂时放在一边，然而更深入去思考，我们继续讨论所谓民生，事实上就是讨论短期政治。寻租行为正逐步入侵我们的社会——不只是工商界，亦见于各行各业，如非牟利团体、环保团体等，全部出现短期寻租问题。这些寻租行为会继续存在于香港的政治生态内，损害香港经济发展；香港会为此付出极大代价。若政治生态不改变，问题就不能解决。事实上，现在的政治体制正鼓励不同的寻租行为。特首权力薄弱，不时受到各路团体威吓勒索，这是他无法一一处理的。

安居乐业愈来愈难

香港的贫困现象，在所有富裕国家都会发生，成因有多方面，主要原因则只有一个：我们的收入不断增加，生产力不断上升；可是用于改善巿民生活的产品，如房屋、教育、医疗等，愈来愈昂贵，反而娱乐、上网、衣服等愈来愈便宜。若廉宜的房屋、教育、医疗服务难以获取，那么生活的总体素质、生产力甚至跨代生产力，都会受到深远影响。

现在，愈来愈多人无法负担房屋，生病只能到公立医院轮候，也无法让子女入读一流学校。“安居乐业”，对今日的中产来说，愈来愈难。这是近30年出现的转变。

人口素质下降　房屋问题恶化

经济不平等、经济增长缓慢，导致政治深层分化，这涉及众多因素；不但香港要面对，纽约、三藩巿、伦敦等同样要面对。只是香港不但没有实行调节机制，还使其变本加厉地恶化。公共房屋政策就是一例。

第一，我们不像纽约居民一样，可以随意离开纽约，而必须留在香港，矛盾因而积聚。第二，由于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因素，收入微薄的老人可与内地人结婚，结果令人口素质下降。自2000年开始，不只单身男士到内地结婚，已婚、低收入的男士离婚，然后与内地人再婚，亦占相当比例。香港于是多了许多不愉快的家庭。单亲家庭或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亦高度集中在公共房屋体系内。大量人口于内地结婚，同时香港房屋政策优待已婚家庭，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低收入家庭的男士与女士离婚之后，女士与子女继续留在公屋，而男士娶内地女子后，又可以再轮候公屋。加上1998—1999年，公屋政策经历了重大改变，就是放宽大半数家庭成员须在香港住满七年的限制。从此居于公共房屋的人口比例渐渐改变，从1996年只有4.4万户公屋有非永久居民入住，到2001年多达12万户。部分香港巿民对内地人及新移民反感，不只是抗议“自由行”阻路，居住公屋的权利被剥削，也是一大原因。1976年，我们曾一致认为来自公屋的人一定穷，其实不对，当时只有53%公屋家庭的收入，低于香港入息中位数，反映居住公屋与否，与贫富关系不大。至2011年，80%公屋家庭的收入低于香港入息中位数，至此才真的是“穷人住公屋”。

应改变房屋分配政策　私有化现有公屋单位

我认为房屋从来不是居所层面的问题，资产才是核心。香港一半人口拥有物业，一半没有，此现象不会骤然改变。房屋问题，不是每年分发四万个单位就可解决，所以才寄望政改，透过政治制度平衡各方利益。另一方面，低收入人士的问题，也断非简单透过财富重新分配就能解决。没有好的政改让社会凝聚共识，就遑论深入分析、了解这些问题，从而解决它们。

然而，政改已被否决，唯有寄望香港采用新加坡式的房屋政策，改变建屋后的分配，保证每名香港永久居民都可租赁或购买250—350平方尺的公屋单位，让一般巿民负担得起房屋。政府亦可给予资助，私有化现有公屋单位，这样才能纾缓深层次的社会不均，消弭背后的不公。处理好基础层面，就可望解决政治问题。

经济发展关乎土地、资本与人口。资本我们不缺，人口素质却极有问题，而且这问题在30年前就能预视。人口数量与素质下降，大大阻碍香港经济发展，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中产滑向下层。这会令香港愈来愈两极、分化。特区政府做过很多人口报告，政策却未见改进。要解决香港的不平等及贫穷问题，需要凝聚共识，推行全面而果断的政策。

本文为作者于7月中旬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举行“香港的前路”研讨会的演说内容，由朱淑荥整理，文章原载于《灼见名家》201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