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科研投入足够？ 沾沾自喜误事
港科研投入足够？ 沾沾自喜误事
撰文: 黄元山 中大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
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瑞士六度蝉联最高创新力国家，亚洲最高者为排名第6的新加坡，香港名次不升反跌，由去年第11名跌至14。
该排行榜针对全球128个经济体系的创新环境，根据四个衡量项目（GII总得分、投入及产出分指数及创新效率比）评分以作出排名。
投资足商学合作密 瑞士创意盛
笔者认为，瑞士能够一直稳守冠军，除了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机构和人才，主因是政府和私人企业都愿意为科研提供资金，同时学术界与私人部门之间紧密合作，让创新科研打破象牙塔研究，通过实质行动变成产业化成果。随着时间累积，瑞士便缔造出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优质土壤，帮助加强及推进她于全球的创新力量。
据GII报告显示，今年香港名次下滑，虽然她在几乎所有支柱中都位于前25位，但知识和技术产出排第30位，令她在市场成熟度的表现显得逊色；至于区内的其他竞争对手如新加坡及南韩的排名则持续攀升。
传统行业利益盘据 港创新受遏
对此，有一派的看法是，香港的科研创新转化成果不明显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原因是本港市场细小，经济主导倾向知识型及服务型，依赖金融业、地产业及旅游业足以帮助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但套用“半杯水哲学”，乐观的人觉得香港得天独厚，经济增长不需要依赖科研创新；可是笔者看来，另一半空代表着危机，本港面对土地不足、租金昂贵、人力资源等障碍，经济发展不能永远“吃老本”，而是通过传统经济支柱及各行各业的创新，寻找新出路。
“吃老本派”和“创新派”当然不是完全对立，但事实上，很多人对这两派有明显的倾向；笔者应该属于后者，认为香港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单行业太过集中，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和机构（incumbents）在过程中有着盘根错节的控制，使香港创新的力量（disruptors）不能充分发挥，其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发展不足的领域。
过去几年，无论政府和社会整体对科研创新，都有着积极的态度，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不过，面对着种种条件的限制和不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着急”，为人才、早期资金、应用科研技术项目和经费等各方面，加大力度，希望从后居上；要知道，从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也印证了笔者和其他风投资金朋友的交谈所得的印象，香港不单难以追上矽谷、波士顿和以色列，就算比起伦敦、柏林、爱尔兰等，在科技创新创业的某些范畴上，香港也似乎都愈走愈后。
经济结构碍创新 就要不思进取？
因此，当笔者看到一名高官的博文，声称香港的科研投入，虽然只占GDP的0.74%，（而南韩是4.1%、台湾是3.0%，连德国也有2.8%和英国是1.7%时），但只要考虑所谓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认为香港的科研投入并不低于这些先进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笔者感到非常诧异。
细看之下，该文有两个论点和一个论证。
两个论点显浅易明，就是香港的制造业占GDP比例小，而服务业占93%，另外，就是香港没有军事工业，这两个因素都令香港的科研投入占GDP比例不高。笔者同意这两个观察，但问题是，这就是否等于香港因此就要安于现状，不思长进？
反过来说，既然经济结构不足，要追上时代，革新经济，找寻下一浪的经济增长点，是否更应该知耻近乎勇，加大政府对应用科研的投放呢？事实上，正正就是因为科研投入不足，当其他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仍然占接近20%时，香港本地的制造业就式微了，难道我们仍然不能以此为鉴吗？
不增科研竞争力 难道靠自由行
就算旧事不提，展望未来，服务业当然也有高经济价值和低经济价值之分，不用科研成果去提升经济价值和竞争力，还有甚么有用的法门呢？难道仍然可以像2000年开始，这十多年靠给内地大型国企上市带来的金融地位的提升吗？难道仍然可以像2003年开始，也是十多年靠自由行的内地访客带来的零售业的黄金年代吗？难道仍然可以像过去十多年来，靠着减息、低息、美元疲软所带来的信贷和货币猛增而带动的资产和财富收入吗？
笔者认为，加大政府的公共科研投入，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投资，而非开支；投资是有回报的，当整体生产力提升，社会和政府的收入就自然增加。政府的公共科研投入，也并非干预市场和自由经济；公共科研投入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的一种，是需要政府的配合，同时解决了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有效方法。
博文对香港科研投入足够的论证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自2000至2014年增加了18%，在亚洲四小龙中，和其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映了生产力的提升很好，从而论证了科研投入其实是足够的。
用TFP的增长，来论证科研的投入带来生产力上升，在逻辑上是讲不过去。首先，所谓的TFP，表面上是难明的概念，但其实就是把所有用“劳动力”（Labour）和“资本”（Capital）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叫这个TFP，当然有经济学者用来理论化和量化所谓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增长，但说穿了就只是一个“执漏”（Catch up）的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放其他的解释在内。
加大投入 填补市场失灵缺口
事实上，金管局自己就有两份关于香港TFP的研究报告（2009年和2016年），得出的结论并不是TFP和科研投入的关系，其中一方报告，更明确指出，香港TFP其实和以下的三个因素关系最密切：（1）世界经济增长；（2）内地服务业的增长；和（3）本港服务业的增长。
无可否认，香港过去得天独厚，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来说，能有如此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不错成绩，也解释了为甚么TFP有不错的增长；但如果就错以为这是因为香港的科研投入而转化成经济增长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就会使香港错失了一个契机，去推动香港的经济增长走入新的台阶。
香港有不少好的基础研究，但应用科研的投入不足，尤其是前期发展商品化的科研缺少，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填补市场失灵的缺口，同时可以造就和培养人才，使香港经济发展更多元，同时也更有竞争力。
撰文: 黄元山 中大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
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瑞士六度蝉联最高创新力国家，亚洲最高者为排名第6的新加坡，香港名次不升反跌，由去年第11名跌至14。
该排行榜针对全球128个经济体系的创新环境，根据四个衡量项目（GII总得分、投入及产出分指数及创新效率比）评分以作出排名。
投资足商学合作密 瑞士创意盛
笔者认为，瑞士能够一直稳守冠军，除了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机构和人才，主因是政府和私人企业都愿意为科研提供资金，同时学术界与私人部门之间紧密合作，让创新科研打破象牙塔研究，通过实质行动变成产业化成果。随着时间累积，瑞士便缔造出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优质土壤，帮助加强及推进她于全球的创新力量。
据GII报告显示，今年香港名次下滑，虽然她在几乎所有支柱中都位于前25位，但知识和技术产出排第30位，令她在市场成熟度的表现显得逊色；至于区内的其他竞争对手如新加坡及南韩的排名则持续攀升。
传统行业利益盘据 港创新受遏
对此，有一派的看法是，香港的科研创新转化成果不明显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原因是本港市场细小，经济主导倾向知识型及服务型，依赖金融业、地产业及旅游业足以帮助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但套用“半杯水哲学”，乐观的人觉得香港得天独厚，经济增长不需要依赖科研创新；可是笔者看来，另一半空代表着危机，本港面对土地不足、租金昂贵、人力资源等障碍，经济发展不能永远“吃老本”，而是通过传统经济支柱及各行各业的创新，寻找新出路。
“吃老本派”和“创新派”当然不是完全对立，但事实上，很多人对这两派有明显的倾向；笔者应该属于后者，认为香港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单行业太过集中，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和机构（incumbents）在过程中有着盘根错节的控制，使香港创新的力量（disruptors）不能充分发挥，其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发展不足的领域。
过去几年，无论政府和社会整体对科研创新，都有着积极的态度，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不过，面对着种种条件的限制和不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着急”，为人才、早期资金、应用科研技术项目和经费等各方面，加大力度，希望从后居上；要知道，从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也印证了笔者和其他风投资金朋友的交谈所得的印象，香港不单难以追上矽谷、波士顿和以色列，就算比起伦敦、柏林、爱尔兰等，在科技创新创业的某些范畴上，香港也似乎都愈走愈后。
经济结构碍创新 就要不思进取？
因此，当笔者看到一名高官的博文，声称香港的科研投入，虽然只占GDP的0.74%，（而南韩是4.1%、台湾是3.0%，连德国也有2.8%和英国是1.7%时），但只要考虑所谓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认为香港的科研投入并不低于这些先进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笔者感到非常诧异。
细看之下，该文有两个论点和一个论证。
两个论点显浅易明，就是香港的制造业占GDP比例小，而服务业占93%，另外，就是香港没有军事工业，这两个因素都令香港的科研投入占GDP比例不高。笔者同意这两个观察，但问题是，这就是否等于香港因此就要安于现状，不思长进？
反过来说，既然经济结构不足，要追上时代，革新经济，找寻下一浪的经济增长点，是否更应该知耻近乎勇，加大政府对应用科研的投放呢？事实上，正正就是因为科研投入不足，当其他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仍然占接近20%时，香港本地的制造业就式微了，难道我们仍然不能以此为鉴吗？
不增科研竞争力 难道靠自由行
就算旧事不提，展望未来，服务业当然也有高经济价值和低经济价值之分，不用科研成果去提升经济价值和竞争力，还有甚么有用的法门呢？难道仍然可以像2000年开始，这十多年靠给内地大型国企上市带来的金融地位的提升吗？难道仍然可以像2003年开始，也是十多年靠自由行的内地访客带来的零售业的黄金年代吗？难道仍然可以像过去十多年来，靠着减息、低息、美元疲软所带来的信贷和货币猛增而带动的资产和财富收入吗？
笔者认为，加大政府的公共科研投入，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投资，而非开支；投资是有回报的，当整体生产力提升，社会和政府的收入就自然增加。政府的公共科研投入，也并非干预市场和自由经济；公共科研投入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的一种，是需要政府的配合，同时解决了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有效方法。
博文对香港科研投入足够的论证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自2000至2014年增加了18%，在亚洲四小龙中，和其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映了生产力的提升很好，从而论证了科研投入其实是足够的。
用TFP的增长，来论证科研的投入带来生产力上升，在逻辑上是讲不过去。首先，所谓的TFP，表面上是难明的概念，但其实就是把所有用“劳动力”（Labour）和“资本”（Capital）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叫这个TFP，当然有经济学者用来理论化和量化所谓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增长，但说穿了就只是一个“执漏”（Catch up）的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放其他的解释在内。
加大投入 填补市场失灵缺口
事实上，金管局自己就有两份关于香港TFP的研究报告（2009年和2016年），得出的结论并不是TFP和科研投入的关系，其中一方报告，更明确指出，香港TFP其实和以下的三个因素关系最密切：（1）世界经济增长；（2）内地服务业的增长；和（3）本港服务业的增长。
无可否认，香港过去得天独厚，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来说，能有如此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不错成绩，也解释了为甚么TFP有不错的增长；但如果就错以为这是因为香港的科研投入而转化成经济增长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就会使香港错失了一个契机，去推动香港的经济增长走入新的台阶。
香港有不少好的基础研究，但应用科研的投入不足，尤其是前期发展商品化的科研缺少，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填补市场失灵的缺口，同时可以造就和培养人才，使香港经济发展更多元，同时也更有竞争力。
